枝上柳绵吹又少

隔叶黄鹂空好音。推荐。爱诗词网。【诗句】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出处】唐·杜甫《蜀相》。【意思】衬映着石阶的绿草独占春色，树叶丛中的黄莺徒然发出好听的鸣声。隔叶：被树叶遮掩。黄鹂(lí)：黄莺。【赏析】碧草掩映着台阶，也不过自为春色。隔着花叶传来黄鹂的啼啭，也只是空有好音。这里描写的是诸葛丞相祠堂的景色。碧草萋萋，本是一派迷人的景色。黄鹂婉转，也容易惹人兴味无穷。然而虽有碧草、黄鹂为祠堂增色，可诸葛亮人早已不在，且此地缺少对诸葛亮瞻仰的游人，所以诗人怅惘、凄婉之情油然而生。“自”、“空”两个虚字下得极妙。【用法例释】用以形容庭院、树林等地草树碧绿，鸟儿自鸣，十分静寂。[例]何妨模糊一点，就将墓园内的这片土地视为诸葛亮魂归之处吧。这片土地确实太清寂。虽然除了我还有几位游客，也冲淡不了这清寂的氛围。杜甫咏成都武侯祠的“映阶碧柳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可成为这里的写照。(韦翰《汉江行》)【全诗】《蜀相》.[唐].杜甫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鉴赏】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春，杜甫初到成都前去南郊武侯祠瞻仰诸葛亮时所作。首联：“蜀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诗人以自问自答方式起兴，点出武侯祠所在地在锦官城外南郊之地，再以“柏森森”以状祠堂之蓊蓊郁郁。之所以选写“柏树”，相传为诸葛亮手植。这是写远望之景。颔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诗人来到祠堂，既不写文臣武将之塑像，也不写楹联之精美，仅突出“映阶碧草”和“隔叶黄鹂”两意象，意思是说诸葛亮已成古人，现在只有阶下的春草自绿，树丛中的黄鹂徒然发出好听的叫声。“自”与“空”写出了在明丽春光中的一片寂寞荒凉之感，深化了诗人对诸葛亮的仰慕和感物怀人之情。颈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承接上联的慨叹，转入对诸葛亮功绩的追述。“三顾频烦”显刘备的礼贤下士;“天下计”见诸葛亮的雄才伟略。即他在《隆中对》中设计的据荆州、益州，内修政理，外结孙吴，待机伐魏，统一天下。而“两朝开济”写出了诸葛亮呕心沥血，尽忠蜀国，鞠躬尽瘁的精神。尾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诗人在唏嘘追怀之后，生发感想：像这样一位忠心报国的人竟大业未成就死掉了，以致使后代仁人志士感到惋惜、伤心流泪。杜甫早有“致君尧舜上”的匡世之心，但报国无门，故在诸葛亮祠堂前倍感痛惜。宋朝抗金英雄宗泽，临死时也背诵此二句，可见千载英雄，均有同感!全诗措词肃穆，沉郁悲壮，充分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的敬仰和惋惜之情。心酸鼻语，堪称千古绝唱!

繁华事散逐香尘。推荐。爱诗词网。【诗句】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出处】唐·杜牧《金谷园》。【意思】繁盛的往事追逐着芳香的尘埃，消散一空，流水潺潺，春草萋迷，已没有丁点儿尘事的萍踪。夕阳西下，东风传来啼鸟的幽怨，如泣如诉，满树落花凄然飘坠，犹似当年坠楼人的倩影。【全诗】《金谷园》.[唐].杜牧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赏析】金谷园是西晋石崇豪华的私人别墅，位于洛阳附近，唐时成为游览胜地。开成元年(836)，杜牧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游览这一古迹时写下这首绝句，伤春感昔，借景抒怀。“繁华事散逐香尘”，首句点出感昔的主旨，同时为全诗定下了苍凉的基调。相传石崇曾“屑沉水之香，如粉末，布象床，使所爱者践之，无迹者赐以珍珠”(《拾遗记》)。从此可窥见金谷豪奢之一斑。种种繁华都随着香尘事去而化为过眼云烟，一去不返了。“流水无情草自春”。用自然之景进一步渲染“繁华事散”。金谷水哪管人世沧桑，依旧无情地流淌着;草木更不解人之悲怆，反而长得茂盛异常，呈现出满园春色。一个“自”字，寄寓诗人多少感慨。这虽是化用“映阶碧草自春色”(杜甫《蜀相》)的诗意，但加上“流水无情”，使语言更加凝重。这情景已够使人伤怀的了，这时偏又传来令人痛楚之声。“日暮东风怨啼鸟”，使伤感又笼罩上一层凄怆的帷幕。日薄西山，残阳如血，园鸟悲鸣，如怨如慕，闻之惊心。杜甫的“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从反面衬托，以“空”字示人之悲;杜牧则从正面落墨，以“怨”字显人之痛，异曲同工。诗人边游边想，金谷一些往事像电影镜头一样，一件件在脑中闪现。正在这触目皆愁、入耳皆伤之际，想到绿珠，突然瞥见落花，立即水到渠成地咏出结句。“落花犹似坠楼人”。石崇有妓名叫绿珠，美而艳，孙秀使人求之不得，矫诏收崇，绿珠坠楼而死。绿珠坠楼是金谷的主要逸事，她之坠楼又是石崇繁华事散的生动体现。诗人瞥见落花，想到如花之人，又从花之落幻化出人之坠，此时此地，此情此景，花落耶?人坠耶?浑然莫辨。现实中的花落成为意念中的人坠，真是想落天外，妙趣天成。绿珠的命运不也就像眼前的落花吗?结句是全篇的高潮，是作者伤春感昔的凝聚点。此句囊括了前三句的主要内容，是繁华事散逐香尘的体现，是流水无情草自春的见证人，日暮是她命运象征，啼鸣难道不是为她悲鸣?还能引起人们无穷遐想，花依然在落，绿珠坠落之事现实中也在不断重演。繁花有尽，红颜命薄，才人运蹇，事虽殊途，理则同归。“犹似”之中既含花落之伤，又蕴对绿珠之同情，更深寓自己牢落不偶的感伤，收到一石三鸟的艺术效果。作者善于捕捉典型事例，以小见大。《赤壁》以二乔的命运虚拟孙曹之霸业，此则以绿珠坠楼，实喻金谷的兴亡，一虚一实，风骚各逞。徐凝也写有《金谷园》诗，说“绿珠歌舞天下绝，唯与石家生祸胎”。把绿珠看成祸水实属偏见，与此诗比起来，立意自有高下。

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

聊斋志异之侠女。推荐。爱诗词网。《侠女》是《聊斋志异》中一篇流溢着奇光异彩的小说。全篇没有头尾完整、交待详备的故事情节，而是着力于人物的一二奇行异事，写得虚虚实实、闪闪烁烁。小说写家境贫困，以书画为生计赡养老母的顾生，与其母常周济不知从何而来、对门而居的老妪少女，甚至老妪病逝后代为安葬。女则知恩图报，为其生子，但又不肯嫁与顾生。其女行踪诡异，剑术超群，曾以匕首掷杀纠缠顾生并侵犯自己的白狐娈童，最后提仇人头来与顾告别，自言是司马官之女，为报籍家之仇，隐姓埋名三年之久。小说极写此女的特立独行、卓尔不群。在那个封建礼教禁锢森严的社会，一个年轻女子，不怕抛头露面，不避男女之嫌，而又冷若冰霜;受顾家母子周济，不拒亦不谢，然又入顾家代母操作，为顾母洗创敷药，俨然如妇。尤其是她为报顾生养母送终之德，怜顾贫不能成婚，为之生子的异行，乃是离经叛道的异端之尤，济贫助人的侠义之极。篇名题为“侠女”，作品突出侠女的侠义之行，充分表现出作者反叛封建礼教的勇气和尊崇女性的民主意识。这篇小说从思想到艺术明显地受到司马迁史传文学的影响。《史记·游侠列传》写朱家“振人不瞻，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写郭解“急人之难，免雠于更。“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的高尚品格给予热烈赞扬。《刺客列传》则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聂政、荆轲等五名刺客勇敢抗暴、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热情歌颂他们自我牺牲，以报知己者的侠义精神。作者于篇末赞道：“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侠女》写侠女为报顾生孝养其母，以身相报，为其延一线之续，以成彼之孝的侠行，又写其以一孤弱女子，独力抗暴报仇的异行，明显可以见出是兼采游侠之同情贫苦百姓，“专趋人之急”，“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与刺客的勇敢抗暴和自我牺牲、以报知己的侠义精神。甚至司马迁借句践之语惋惜荆轲“不讲刺剑之术”而失败，《侠女》就大写侠女剑术之神异而大功告成。《侠女》在艺术表现上也继承了《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不重故事情节的首尾联贯、完整铺写，而注重人物奇行异事的描绘，以人物言行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的特点，重在以为人作妇生子的异行来表现侠女的侠义性格。如将三篇作品对照看，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见出这种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的承继关系。为了塑造好这位卓尔不群的侠女形象，作者在现实描绘上涂抹了一层神异色彩。侠女与顾生母子的互相帮助完全是现实的街邻交往，侠女以身相报、为其生子延嗣的细节描写虽为异行，却也极为生活化。而侠女的来无影去无踪，以匕首掷杀白狐，以革囊提仇人头，甚而知顾生“福薄无寿，此儿可光门闾”，最后“女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以上种种描写，倍增侠女神异，这种把现实神幻化的艺术手法，使得人物灵光四射，异采夺目，使其侠行义胆更加光彩过人。这种把现实神异化的艺术手法，还起到了把现实的内容虚化的作用，如雾里看花，朦朦胧胧，似真似幻。如小说实写侠女灭狐：“女以匕首望空抛掷，戛然有声，灿若长虹;俄一物堕地作响。生急烛之，则一白狐，身首异处矣。”而对其报仇之大事，则只用笑提仇人头来与顾生告别这样的侧面描写，即虚写来表现。这种虚实结合的写法，正如但明伦所评：“报仇是本文正面，剑术是报仇实迹，正面难写，而实迹又不可不写。乃于此处借狐以写匕首之神异。后之杀仇取头，只用虚写便足。”说明虚写(侧面描写、概略说明)避免了难写的实事，而又达到、甚至超过了实写(正面描写、直接具体的描绘)的艺术效果。试想如果在一短篇小说中大段大段地铺叙侠女报仇过程，反而会令人感到冗长平淡，不如仅用极少的笔墨写她用匕首击杀白狐，后只点出她取回仇人之头这样的虚实结合的写法来得强烈集中、凝炼含蓄，使侠女性格特征的表现更为深刻有力。这种把现实神异化，对侠女虚虚实实的描写，使得侠女是人似仙，如真似幻，如“神龙见首不见尾”(王渔洋回末评)。小说还采用这种写法，实写详写侠女与顾生母子的交往，以突出她以身相报的侠义行为，虚写略写她的来历、行踪、报仇经过，“只一句两句，正不知包却几许事情，省却几许笔墨”(毛宗岗评《三国演义》的虚写)。一方面倍增侠女的神异，一方面以简省的笔墨反映了更为广泛复杂的情节内容，增加了作品内容的容量，同时又使作品结构紧凑、集中、精炼，充分显示出蒲翁对于短篇小说谋篇布局的精湛造诣。悬念是小说引人入胜的重要因素，设置悬念是小说结构艺术的重要手段。《侠女》善设悬念，将侠女行动诡秘、身份来历不明、剑术高超神异写得闪烁迷离，使人频生疑窦，悬想不已，直到最后侠女挟人头而至，慷慨陈词，才使人释疑。紧接着又境界翻新，写侠女“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给读者留下悬想的无穷天地，比之一般小说篇末释疑即止，匠心独运，结构巧妙，艺术魅力更大，显示出作者营构短篇的过人功力。

陈平反间计。推荐。爱诗词网。(节自《陈丞相世家》)楚急攻,绝汉甬道,围汉王于荥阳城①。久之,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以和,项王不听。汉王谓陈平曰②:“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③,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④,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意不信钟离昧等。项王即疑之,使使至汉。汉王为太牢具,举进,见楚使,即佯惊⑤,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⑥。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⑦。”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⑧陈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城东门,楚囚击之。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遂入关,收散兵复东。【译文】楚王很急迫地攻打汉王,断绝了他的甬道,将汉王围困在荥阳城中已经很久了。汉王很担忧,请求割让荥阳以西的地盘给项王与其讲和,项王不答应。汉王对陈平说:“天下如此纷乱,何时才能安定哪?”陈平说:“项王为人很恭敬,他爱惜人才,所以那些讲求廉节、喜好礼仪的人,都归附于他;至于论功行赏封爵邑之事,他却看得很重,因此有些人又不愿归附他。而今大王你很傲慢,缺少礼节,所以那些讲求廉节的人不来你这里;然而大王你能够很丰厚的封他们的爵邑,因此那些无才而蠢笨,只图钱财而不知廉耻的人,也多愿归汉。如果各自真诚地去除你两个的短处,用两个的长处,那天下在挥指间就可安定了。但是,因大王你恣意侮辱人,所以得不到讲求廉节的人。而楚却有隙可乘,项王那些忠心耿耿之臣,即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这类人,也不过几个人罢了。大王你如能拿出几万斤金子,进行反间计,离间项王君臣关系,以使他们心起猜疑。项王的为人生性好猜忌,相信谗言。这样一来,楚的内部必定相互诛杀。汉便因此而举兵攻打他,楚军必定破败。”汉王认为这计策很可行,便拿出黄金四万斤给陈平,任凭陈平怎么处理,不过问这批金子的出入去向。陈平既用大量的金子在楚军中实施反间计,又在楚军中宣扬钟离昧等诸位将领作为项王的战将,功劳已很多很多了,但是始终得不到割地封王,他们想投奔汉王,与汉一同来灭掉项氏天下,从而分割项王的领地。项王果然中计,不相信钟离昧等人。项王既然生了疑心,便派使节到汉。汉王为此备具了牛、羊、猪等精美食品,举着端进来。汉王见到楚使,故作惊讶地说:“我还以为是亚父的使节,那知是项王的使节。”随即将精美食品拿走,并将粗糙食品拿进来给楚使食用。楚使回去,便将此情形完完全全地报告给项王。项王果然十分怀疑亚父。亚父想急于攻下荥阳城,因项王不相信他,便不听他的意见。亚父知道项王怀疑他,于是十分气愤地说:“天下之事,大局已定了,君王你好自为之,我情愿请求带着这把老骨头回家去。”亚父在回归的路上,还未到彭城,就因他背上长的毒疽而死了。陈平趁着黑夜从荥阳城东门放出二千女子逃出,楚军便跑到东门去攻击抓捕她们。陈平便与汉王趁着黑夜从城的西门逃出去了。到了关中,收聚那些离散的兵马,再向东进攻项羽。【鉴赏】《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本文记述的是陈平用反间计解汉王刘邦荥阳之围,就是因为陈平在陈涉起义后,曾投奔项羽,任都尉,后又归刘邦,他对项羽和刘邦二人知之甚深,故能针对项羽的弱点行计,从而取得了成功。本文分为“献计”、“行计”与“计果”三部分。(一)献计。汉四年(前203),刘邦在荥阳被项羽围攻已久,面临粮绝乏食之危,刘邦欲解荥阳之围,陈平给他献计,分析说:“项王的优点是恭敬爱才,所以廉节好礼之士都归顺他;他的缺点是太看重行赏封爵之事,即不轻易进行封赏,所以有些人不愿归附他。汉王你呢,缺点是傲慢,缺少礼节,因此讲求廉节的人不来你这里;优点是你能很丰厚的进行封赏,因此那些才愚智笨、只图钱财的人多愿归汉。你们两人各自如能去掉两人的缺点,综合两人的优点,那就可以天下无敌了。”此外,陈平又根据项羽生性好妒忌,相信谗言这一弱点,建议行反间计,离间他与亚父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几位忠耿之臣的关系,使之内部互相诛杀,楚必破,荥阳之围必解。(二)行计。陈平以汉王给的四万斤黄金作诱饵,大行其计。其一大量收买楚军官兵;其二在楚军中大造舆论,说钟离昧等跟从楚王征战,劳苦功高,但不能得地封王,现在想投奔汉王,共同消灭楚王,以分割楚王的领地;其三当楚使来汉之时,故意让汉王以精美食品迎接,又故意说他们不是亚父的使节,便以粗糙食品待之。假使节之口在项王面前说亚父范增与汉王有勾结。项王果然中计,不信几位忠耿大臣之言,缓攻荥阳。最后,亚父范增只好愤而请归,引发背疽而死。(三)计果。陈平趁黑夜放出二千女子出东门,让楚军去抓捕她们,然后与汉王等从西门逃出,到关中,聚兵力。全文围绕陈平的设计而展开,步步按陈平的预计而进行,情节曲折生动,充分展现了陈平知己知彼的智谋与韬略。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出处】唐·李商隐《登乐游原》。【译注1】夕阳西下，风光无限美好，只是黄昏将到，美好的景色是不会长的。后来用以说明某些事物虽暂时繁荣兴旺，但不久就要衰败没落下去。【译注2】夕阳西下时的风光固然无限美好，只是黄昏业已临近，美景即将消失在夜幕中。诗人借景抒情，表达了对晚唐黯淡前途的无限忧虑，情调哀伤。【全诗】《登乐游原》.[唐].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注释】①乐游原：地名，在古长安南郊，因地势较高，在那里可以看到长安城全貌。②向晚：傍晚。③只是：只可惜。【全诗赏析1】乐游原在长安城南，地势甚高，四望宽敞，汉宣帝时曾在此建立乐游苑，唐代是游览胜地。诗的前两句点明登乐游原的时间和原因。一日傍晚(“向晚”)，诗人情绪不佳，于是驱车前往乐游原，以排遣“不适”。首二句平平叙起，承接自然。“夕阳无限好”充满了赞叹之情，“只是近黄昏”则语意转化，流露出对“无限好”的“夕阳”即将沉入暮霭的惋惜之情和美景不常的感慨。诗人以精炼浅显的语言概括地表达出了人们在面对一些即将消逝的美好事物时所产生的共同感受，因而引人共鸣，广为流传。【全诗赏析2】乐游原在长安东南，为唐时登览胜地。诗写意不适时登古原遥望夕阳而触发的感受，警策在后两句其所包蕴的深广意境，“夕阳无限好”是一方面，形容美丽的夕阳佳处无限，引人留恋，亦即“人间重晚晴”的意思;另一方面，形容时已黄昏，夕阳转瞬即逝，令人流连怅惘，徒唤奈何!这就给读者同时提供了乐与悲、存在与消逝、有限与无限等一系列审美对象，任其测之无端，玩之无极。纪昀谓“百感茫茫，一时交集，谓之悲身世可，谓之忧时事亦可”，同时包含赞美生命、眷念人生和哀挽迟暮的正常老年心态，管世铭谓“消息甚大，为五绝中所未有。”【全诗赏析3】李商隐晚年写的一首五绝：“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中的古原即乐游原，在长安城东南，地势高而宽敞，是唐代游览胜地。诗人以平易而精炼的语言，表现了灿烂辉煌的金色斜阳之美，意境壮丽而阔大。在一般人心目中，黄昏夕阳总是同昏暗惨淡联系在一起的。诗人却热烈赞颂“夕阳无限好”，表现出他对夕阳美的独特感受和体验，使诗的形象非常新鲜，有独创性。这也是此诗的一个特点。关于后两句的涵义，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诗人表现他的迟暮之感;有人说是诗人表现对时光的珍惜;也有人猜测诗人以夕阳象征唐王朝，寄寓对国事的忧虑;还有人认为诗中表现了对黄昏、黑夜的厌恶，对阳光的热爱和对光明的追求。诗人融情人景，创造了一个富有丰富暗示性的象征境界，吸引着读者去想象、体味和探究，这正说明此诗达到了单纯与丰富、定向指意与多种含义的统一。它宛如一颗多面体的水晶石，从不同的层面折射出迷人的、绚丽的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