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涓涓而始流

纪信诈帝。推荐。爱诗词网。【出典】《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夏四月,项羽围汉荥阳,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亚父劝项羽急攻荥阳,汉王患之。……五月,将军纪信曰:‘事急矣!臣请诳楚,可以间出。’于是陈平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楚因四面击之。纪信乃乘王车,黄屋左纛,曰:‘食尽,汉王降楚。’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枞公守荥阳。羽见纪信,问:‘汉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烧杀信。”【释义】汉初,刘邦被项羽重兵围困于荥阳,汉将纪信献计以身冒充刘邦降楚,掩护刘邦乘机逃走,纪信遂被项羽烧死。【例句】郦寄卖友,纪信诈帝。(李瀚《蒙求》9962)这里举纪信冒充刘邦以掩护刘邦脱逃事作为提供学童学习典故之一则。

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推荐。爱诗词网。始为布衣时，贫无行[2]，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3]，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4]。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信钓于城下，诸母漂[5]，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6]，岂望报乎!”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7]，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8]。”于是信孰视之[9]，俯出下，蒲伏[10]。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段意】写韩信早年穷困潦倒的三件事。一是从人寄食，在南昌亭长家住久，为亭长妻所厌，怒而离去。二是在城下垂钓，得漂母分食，方免饥馁。三是被淮阴屠中少年欺侮，从其胯下爬过，为市人讥笑。字数：378注释[1]淮阴:秦县名,故城在今江苏清江东南。[2]行(xing):德行,善行。全句谓韩信贫穷,又没有好德行,故下句说不得推选为吏。可知自战国以来,即有乡里推选有德行者为吏之法。[3]治生商贾(gu):倒装句,即以商贾之道治生。商贾:商人的统称。[4]蓐(ru)食:在床上吃饭。蓐:草垫子。[5]母:古代对年长妇女的尊称。漂:漂洗。[6]王孙:古代对贵族子弟的通称,也用作对青年人的尊称,相当于叫“公子”。[7]若:你。[8]袴:通“胯”。[9]孰:通“熟”。[10]蒲伏:同“匍匐”,俯伏在地上。

明史纪事本末。推荐。爱诗词网。《明史纪事本末》是一部以纪事体裁叙述明代历史的重要史籍。清初谷应泰编撰。顺治十三年(1656),谷氏任浙江学政佥事,延揽学者张岱、陆圻、徐倬等人,搜集史料,编撰而成。最早的刻本为顺治十五年谷氏所刻的筑益堂本。其后翻刻者甚多,以江西局本和广雅局本为最通行,近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校点本,除原书80卷及补遗6卷外,更收入清初海盐彭孙贻所作的《明朝纪事本末补编》5卷(每目为1卷,即《秘书告成》、《科举开设》、《西人封贡》、《西南群蛮》、《宦官贤奸》),其性质为补谷氏书之未备,内容虽不甚重要,亦略有可取。又清末江都倪车田撰《续明史纪事本末》18卷,记载南明之事(亦以一篇为一卷,始于《南部兵事》,终于《自成遗乱》,其性质为谷氏书的续编),因南明之事已入清史阶段,且其书取材无特殊之处,故校点本未予收入。北京图书馆有南陵徐仁山旧藏《明史纪事本末》,朱墨校注,可称善本。谷应泰(1620—1690),字赓虞,号霖苍,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县)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学政佥事等职,一生好学勤著,除本书外,其主要著作皆收入《筑益堂集》。《明史纪事本末》系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体例,系统地记载明代近3百年的重要史事,始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明太祖朱元璋起兵,终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进取北京。全书80卷,以一卷系一事,故卷帙大小不一,详略悬殊。以广雅本为例,其中篇幅较多的,如卷16燕王起兵,卷66东林党议,卷71魏忠贤乱政,卷72崇祯治乱,卷75中原群盗;篇幅较少的,如卷19开设贵州,卷23平山东盗,卷70平徐鸿儒,卷76郑芝龙受抚等。《明史纪事本末》除《亲征漠北》、《俺答封贡》两卷外,每卷后均有附论,写法仿《晋书》的“论”、“赞”,用骈体文,多数为谷氏自己所作,间或有直接引用他人之论。如卷56《李福达之狱》即用高岱论,卷66《东林党议》用倪元路论,卷68《三案》之“梃击”、“移宫”二案用夏允彝论。《明史纪事本末》成书于清代官修《明史》前八十多年,无正史为据,广泛采用野史和杂记传说。所记成祖设立三卫,进军漠北以及沿海倭寇,议复河套等事,其中史实较《明史》详细而又颇有出入,可以相互参证。该书较以前纪事本末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它的史料来源不是脱胎于某一部书,而是集众书之长。《明史纪事本末》关于晚明与清室相关之事,略而不载。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称:“通行本内缺《辽东兵端》、《熊王功罪》、《插汉寇边》、《毛师东江》、《锦宁战守》、《东兵入口》六篇,拜经楼有旧钞本。”清初厉行文字之禁,谷氏成书后,曾被指控,其缺少晚明之事当为受政治影响后之改版,而非由于谷氏撰作的疏漏,吴氏拜经楼所藏旧钞本(后归陆氏皕宋楼,清末售与日本静嘉堂文库),经傅以礼借钞得一本(今存浙江图书馆),他于光绪三年孟冬写有跋文,称原书“不分卷,亦无序目,撰人名截去。”又称“是书体例全仿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只篇末无论为小异耳。观卷中附注有详《流寇之乱》、《崇祯治乱》等话,此两篇为谷书中子目,疑此书亦出其手,初为一书,后以事关昭代龙兴,恐有嫌讳,授梓时始别而出之。”傅氏乃改题为《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定为6卷。《四库提要》引邵廷采《思复堂集明遗民传》之说,谓谷氏书原为张岱所辑的《石匮藏书》,谷氏以五百金购之;又称其多取谈迁所作,后论则杭诸生陆圻所作。古代官僚著书多有幕宾为之操笔,谷氏之书内容充实,组织亦甚为精密,似非一人在公余之暇所能胜任。但该书编纂得当,首尾一致,其中应有谷氏一定的功劳,不可便认为是袭取他人之作;若以《国榷》与《明史纪事本末》相较,所载崇祯时期多有相同,这是由于崇祯朝无实录,在史料来源方面似有一定承袭关系,但采用同一史料并非等同于代作。又张岱《与周戬伯书》说:“幸逢谷霖苍文宗,欲作《明史纪事本末》,广收十七年邸报,充栋汗牛,弟于其中簸扬淘汰,聊成本纪,并传崇祯朝名世诸臣,计有数十余卷,悉送文几,祈著丹铅,以终厥役。”据此则张岱所协助者以崇祯部分为主,更非谷应泰出于巨金相购。谷应泰编撰《明史纪事本末》是以封建士大夫的立场总结明王朝的统治经验。书中对于农民起义的记载,不仅一律诬蔑为“盗贼”,并多用丑化的写法,如诬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是“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而对于效忠君王的人物都作正面肯定,甚至不惜采用伪史记载。如燕兵进入南京,“宫中火起”,建文帝自焚身死。但当时曾有建文帝未死,潜服出逃的传说,后来便有许多伪史乘机而作,其中最有系统者和万历年间所写《致身录》,记随建文出亡者凡22人。当时稍具历史知识者,无不指出其伪,论证十分明确,沈德符《野获编》、许元溥《吴乘窃笔》均指出系后人伪造的种种明证,“与逊国仕宦从亡,风影无涉”。而谷氏全用《致身录》之说,并作论云:“疑一龙之未出,摈众蛇而不载。”他相信这些伪史记载,并为那些“忠君”的人叫屈,这是十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但《明史纪事本末》以简明的文笔,系统地概括了明朝一代的史实,仍应值得肯定。如关于农民起义,从前期的山东唐赛儿、浙闽矿工、郧阳流民,和中期的河北、蜀中、江西,以及末年的全国性起义,都有专篇作比较集中的记载;又如修治运河、防御倭寇、宦官弄权以及矿税为害等,也都有专篇论述,这就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白云回望合。推荐。爱诗词网。【诗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出处】唐·王维《终南山》。【译注】白云四处缭绕，回头望去，合成一片;青青的山雾迷迷蒙蒙，走到跟前又看不见了。青霭(ǎi)：山上青青的雾气。【用法例释】用以形容白云飘绕，雾气氤氲的景色。[例]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境界，仍须回中国。台湾湿度很高，最饶云气氤氲雨意迷离的情调。(余光中《听听那冷雨》)【鉴赏】回头望去，山中那飘忽不定的白色云朵和青色雾霭仿佛连成一片，不露丝毫的缝隙。然而走近它们直至置身其中，倏忽间却似乎都已散尽，不留任何痕迹。诗句互文见义，从诗人自身的动作与视角出发，极写云雾的灵动与飘逸：回头看时四望如一，待到想要与之亲近，却又消失得了无踪迹。面对可望而不可即的飘摇云气，让人觉得此刻仿佛不是诗人在山间行走，而是山岚在相互追逐嬉闹，不时与诗人擦肩而过。而这种神秘而朦胧的感受又使得终南山的无边景致在云霭的缭绕中显得更加明丽多姿，引人入胜。【全诗】《终南山》[唐].王维.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全诗鉴赏】这是诗人一首十分著名的写景名篇，在唐诗中描写山水景色气象之大，莫过此篇。诗的前三联直接写终南山景色。首联描写山之高大：“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太乙，又称太一、太白，终南山的主峰，在眉县南，佛坪北。这里代指终南山。终南山西起甘肃天水，东至河南陕县，横亘八百余里。诗人站在山上，抬头看，说它“近天都”，言其高;远望山的尽头“连海隅”，言其远。看似夸张，实是诗人亲眼所见所感。颔联写近景，写诗人的感同身受。“回望”与“入看”交互为用，诗人置身白云缭绕的山中，回头望，分向两旁的白云合拢来，汇成茫茫云海;继续前行，雾霭又分向两边，可望而不即。十个字极写山峰高峻，烟云变幻，移步换形，极富含蕴。如清张谦宜所云：“看山得三昧，尽此十字中。”(《斋诗谈》)颈联写诗人立足“中峰”，纵目四望，山势之状尽收眼底。由于山间之阳光的强弱有无的变化，显现出千岩万壑的千姿万态，可谓尺幅具万里之势。“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前二句承“近天都”写山之高，后二句承“接海隅”写山之大，极尽山势变幻之妙，“四十字中，无所不包”(沈德潜语)，凡登山之人，此乃人人所见之景，却道不出，而由王维笔端画出。末联写见山远而人寡，诗人运用笔断而意连的国画技法，点缀出一个振衣千仞的人物与一个淳朴的樵子的对话，进行点染，使整篇境界全出。从而使前三联所描绘的自然景色，升华为人与大自然相融合的妙境。正如沈德潜所云：“今玩其语言”，“非寻常写景可比”，“手笔不在杜陵下”(《唐诗别裁集》)。

名岂文章著。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出处】唐·杜甫《旅夜书怀》。【意思】名声岂能是因文章而显著?做官老了，理应退休。【赏析】岂：难道。著：显著。我的声名，难道是想借文章而显著吗?我的官职，是该随我的老病而退休了。作者表示自己胸怀坦荡，并不把世俗名利放在心上。【全诗】《旅夜书怀》.[唐].杜甫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鉴赏】肃宗乾元元年关内大旱，杜甫举家迁移到成都，后由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严武推荐，任官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不久，严武病逝，杜甫在成都失去依靠，便乘舟东下，途经渝州(重庆)、忠州(今四川忠县)一带，此诗约作于永泰元年(765)。前半首写旅夜情景。微风轻轻地吹拂着两岸细草，月夜中一只桅杆高高的孤舟停泊着。这里的“细草”、“孤舟”已不仅仅是实景，而是寄托着杜甫当时凄凉的心境。接着，“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平野上空星星闪烁，如直垂大地，使平野更呈开阔;波涛汹涌中托出一轮明月，大江在激流中浩荡东去，好一派雄浑开阔的气象。象一首乐曲，开头是轻盈中微呈幽怨，接着奏出了阔远、悠扬的旋律，使读者进入到一个辽阔的境界。抑和扬，近景和远景，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夜晚景色。然而诗人写阔大的景色，只是用来衬托他当时孤寂的心态。和他在《江汉》中所写的“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一样，也是用开阔的景象来反衬他孤单无告的心境。诗的下半首是抒怀。“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一个人的名声卓著，难道是由于他文章写得好?年老多病，做官应是退休了。这两句诗写得很含蓄，对此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从深层来理解它。杜甫满怀经邦致世的抱负，但无法施展。所以，这两句诗实际上是杜甫内心深处的慨叹。也是在《江汉》中诗人写道：“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明明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满怀抱负的诗人，最后只落得象飘零在天地间的沙鸥一样，孤单无依。这正是杜甫当时生活、思想的写照。杜诗在语言的锤炼方面工力甚深，自称是“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往往一字一句有出人意外的神妙之处。如本诗中的“名岂文章著”的“岂”，就有多种意义：一是谦虚之词，似说世上的名实并不相符;二是说自己的名难道真是由于文章，这是徒有虚名而已;第三，也包含有认为自己的诗文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名声。所以就一“岂”字蕴含深广，耐人寻味。又如一向为人称颂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用一“垂”字，更显出平野之阔，用一“涌”字，则展示出一片银色月光随波而荡漾的生动景象。这是杜诗语言的精工、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