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春入旧年

学而。推荐。爱诗词网。(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三)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七)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八)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九)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十)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十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十三)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十四)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十五)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十六)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注释〕　《论语》二十篇，各取首章第一、二句的二字或三字为题。　子：古代男子的尊称。《论语》“子曰”的“子”，都是指孔子。　习：温习、演习、实习。　说：通“悦”，欣喜、愉快的意思。　朋：同类，志同道合者。一说这里指的是弟子。　愠(yùn)：怨恨。　君子：有德者。　有子：孔子弟子，姓有，名若。　孝弟：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弟，即悌，音tì。　巧言令色：花言巧语和讨人喜欢的脸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参(shèn)。　省(xǐnɡ)：反省，自我检查。　道：治理。乘(shènɡ)：兵车。千乘之国，春秋时大国。　使民以时：使用民力，不违农时。　汎(fàn)：同“泛”，广泛。亲仁：亲近有仁德的人。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　贤贤：尊重其才德。　易色：不重容貌。慎终：谨慎地对待送终之礼；追远：追思久逝的祖先。　子禽：陈亢，字子禽。子贡：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赐，字子贡。　求之与：主动求得的。　与之与：别人告知的。　小大：小事大事。由之：按照“和”的观念去做。　复：实践诺言。就有道而正焉：按有道者的言行来匡正自己。　无谄：不谄媚于人。　两句诗见《诗经·卫风·淇奥》。〔鉴赏〕　《论语》是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论的汇编，在中华文化典籍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由孔门弟子或再传弟子编纂的，但非一人一时所辑成。共二十篇，每篇分列若干章。看似散珠，无所贯串，然而《论语》的“论”字，就含讨论编次的意义。其编次的意图，通过研究文本，还是可以解读的。以首篇为例，历代研究者不断寻绎篇中各章之间的关联。南宋朱熹认为此篇“先言自修，而后亲师友”(《朱子语类》卷二十)。他并且认定该篇“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论语集注》)。清代崔述也认为《论语》首篇之大义为教人“学为仁而已矣”，“故首章言学，次二三章即言仁也”(《论语余说》)。《论语》首篇开宗明义就记孔子论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的确不是偶然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孔子一生为人，乐于学而勤于教。孔子自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并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他还教育弟子要“笃信好学”(《泰伯》)。他最担心的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述而》)，这也是孔子的自勉。另一方面，强调孔子论学是达到“仁”的境界的重要条件。“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仁”的范畴也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中的最高道德原则。这不免使人有难以企及的神秘感。所以众弟子问仁颇多，孔子的回答也因人因时而异。然而认为仁者并非天生而就，而是要通过后天的学习，以“学”求“仁”，以“知”达“仁”的这一观点则是始终如一。他还告诫弟子：要想成为仁人君子而不努力学习，“其蔽也愚”(《阳货》)。以“学”求“仁”，有一个由浅入深、就近至远的过程。读者在琢磨本篇所蕴含的孔学这个观点时，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个是基础道德和道德理想境界的关系。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敬爱父母兄长是实现仁德的第一要求。正如孔子学生有子所说，孝悌为“仁之本”。一个人如能做到“入则孝，出则弟”，那么推而广之，进一步达到“汎爱众”，既欲立己，又能立人，可以推断他最终达到仁德的理想境界并非不可企及。强调孝悌这一基础道德自然是传统社会的要求，但是只要存在家庭，敬爱父母兄长这一美德就必须大力提倡。第二个是“诚信”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提出。本篇有多章谈论诚信问题，应予关注。“信”这一伦理范畴，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贵族以此处理上下等级关系，所以常常“忠、信”并提，要求下对上讲诚信。孔子对诚信思想有很大的突破。他认为人与人交往必须“谨而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这里的“信”，已拓展为人与人之间必须讲的“信誉”，不只是对上而言。这在当时是一种新思想。所以弟子们感到很新鲜，纷纷阐述自己对“信”的理解。子夏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第七章)。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第十三章)曾子更是把“信”作为每日三省的内容之一：“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第四章)可见在孔学中，“信”与“孝、悌”一样，也是实践“仁”最高道德原则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道德规范。本篇的重点是论学论仁，以学求仁，而从第十二章以后，又辑入论礼的内容。论述了礼的功用问题：“礼之用，和为贵”(第十二章)；讨论了“恭”与“礼”的关系：“恭近于礼，远耻辱也”(第十三章)；提出了“富而好礼”的观点，认为“富而无骄”固然不错，但远不如“富而好礼”层次更高(第十五章)。礼与仁的关系，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问题。本篇尾段引入这一问题，是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具体论述将在第三篇《八佾》中展开。

论雷峰塔的倒掉。推荐。爱诗词网。点击进入：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原文《论雷峰塔的倒掉》是鲁迅杂文中的名篇，它最初发表于1924年11月17日《语丝》周刊第一期，后由作者编入《坟》。鲁迅在这篇杂文里，表现了他不妥协的反封建精神和敢于立异的反传统的美学观点。在鲁迅看来，矗立在杭州西湖边上的雷峰塔，是中国封建主义的象征。因此，它的倒掉，使鲁迅感到，“其欣喜为何如?”才引发出这篇与传统观点截然对立的文章来。这篇杂文可分四段。第一段从未倒的雷峰塔说起。“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这是点题。但已表现了自己的美学观点。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史上，似乎还不能找到第二位与鲁迅那样一反传统的审美趣味的文学家。从传统的审美趣味来看，风景区中的“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八景或十景不是好得很么?尤其是十景，给人以生活完美的感受，雷峰塔便是这样的西湖十景之一。而且不但景有十景，还移情于几乎衣食住行各方面，遂使“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至今“十全大补”的膏丸还能给病人以一种安全满足的功效。然而鲁迅偏偏反对这样一种传统的审美趣味。他管这叫做“十景病”。他诊断出了“十景病”的危害，说：“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其结果，“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这就是说，“十景病”式的审美趣味麻痹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社会矛盾的感受，助长了“十全停滞生活”的延续。明乎此，我认为可以进一步领会本篇的题旨。然而鲁迅认为，雷峰塔的应该倒掉，还不仅在于它破破烂烂的外观，更主要是它象征着封建的幽灵。在民间故事中，雷峰塔是法海镇压白娘娘的地方，它象征着一种权势对自由心灵的无情摧残，为此，赢得了许多人的眼泪。既然白娘娘被镇压在雷峰塔下，这雷峰塔也便成为邪恶与恐怖的镇压机器，同情白娘娘的人们，向往自由的人们，希望雷峰塔的倒掉，可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鲁迅不过是这种自由心灵呼唤的代言人。所以，在本篇第二段中，作者说：“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虽然成年后鲁迅终于明白里边根本没有白蛇娘娘，但是，鲁迅说：“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这是因为，它既然是一种封建主义的象征，这象征就该被否定。第三段，“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这欣喜显然不是属于鲁迅一个人的。他证之以吴越山间海滨的民意，无不憎恨法海这种封建式的专制行为。可见，向往自由反对压迫的潜在意识在民间是普遍存在，他们不过借了寄寓于雷峰塔的一段神话传说来申诉自己的愿望，包括自己的不自由的心灵的宣泄。鲁迅这篇文章之所以有份量，博得普遍赞扬，正因为与民意息息相通。第四段，借神话传说中玉皇大帝处理法海，以致迫使他逃到蟹壳里去避祸，成为“蟹和尚”，肯定伸张正义之举。因此，本文以一句民间的詈语“活该”作结。有斩钉截铁之势。本篇写得潇洒流利，语言十分有个性，间以民谚与文言，使文气跳荡多姿，形成一种雄健诙谐兼而有之的美感。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陈平反间计。推荐。爱诗词网。(节自《陈丞相世家》)楚急攻,绝汉甬道,围汉王于荥阳城①。久之,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以和,项王不听。汉王谓陈平曰②:“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③,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④,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意不信钟离昧等。项王即疑之,使使至汉。汉王为太牢具,举进,见楚使,即佯惊⑤,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⑥。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⑦。”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⑧陈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城东门,楚囚击之。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遂入关,收散兵复东。【译文】楚王很急迫地攻打汉王,断绝了他的甬道,将汉王围困在荥阳城中已经很久了。汉王很担忧,请求割让荥阳以西的地盘给项王与其讲和,项王不答应。汉王对陈平说:“天下如此纷乱,何时才能安定哪?”陈平说:“项王为人很恭敬,他爱惜人才,所以那些讲求廉节、喜好礼仪的人,都归附于他;至于论功行赏封爵邑之事,他却看得很重,因此有些人又不愿归附他。而今大王你很傲慢,缺少礼节,所以那些讲求廉节的人不来你这里;然而大王你能够很丰厚的封他们的爵邑,因此那些无才而蠢笨,只图钱财而不知廉耻的人,也多愿归汉。如果各自真诚地去除你两个的短处,用两个的长处,那天下在挥指间就可安定了。但是,因大王你恣意侮辱人,所以得不到讲求廉节的人。而楚却有隙可乘,项王那些忠心耿耿之臣,即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这类人,也不过几个人罢了。大王你如能拿出几万斤金子,进行反间计,离间项王君臣关系,以使他们心起猜疑。项王的为人生性好猜忌,相信谗言。这样一来,楚的内部必定相互诛杀。汉便因此而举兵攻打他,楚军必定破败。”汉王认为这计策很可行,便拿出黄金四万斤给陈平,任凭陈平怎么处理,不过问这批金子的出入去向。陈平既用大量的金子在楚军中实施反间计,又在楚军中宣扬钟离昧等诸位将领作为项王的战将,功劳已很多很多了,但是始终得不到割地封王,他们想投奔汉王,与汉一同来灭掉项氏天下,从而分割项王的领地。项王果然中计,不相信钟离昧等人。项王既然生了疑心,便派使节到汉。汉王为此备具了牛、羊、猪等精美食品,举着端进来。汉王见到楚使,故作惊讶地说:“我还以为是亚父的使节,那知是项王的使节。”随即将精美食品拿走,并将粗糙食品拿进来给楚使食用。楚使回去,便将此情形完完全全地报告给项王。项王果然十分怀疑亚父。亚父想急于攻下荥阳城,因项王不相信他,便不听他的意见。亚父知道项王怀疑他,于是十分气愤地说:“天下之事,大局已定了,君王你好自为之,我情愿请求带着这把老骨头回家去。”亚父在回归的路上,还未到彭城,就因他背上长的毒疽而死了。陈平趁着黑夜从荥阳城东门放出二千女子逃出,楚军便跑到东门去攻击抓捕她们。陈平便与汉王趁着黑夜从城的西门逃出去了。到了关中,收聚那些离散的兵马,再向东进攻项羽。【鉴赏】《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本文记述的是陈平用反间计解汉王刘邦荥阳之围,就是因为陈平在陈涉起义后,曾投奔项羽,任都尉,后又归刘邦,他对项羽和刘邦二人知之甚深,故能针对项羽的弱点行计,从而取得了成功。本文分为“献计”、“行计”与“计果”三部分。(一)献计。汉四年(前203),刘邦在荥阳被项羽围攻已久,面临粮绝乏食之危,刘邦欲解荥阳之围,陈平给他献计,分析说:“项王的优点是恭敬爱才,所以廉节好礼之士都归顺他;他的缺点是太看重行赏封爵之事,即不轻易进行封赏,所以有些人不愿归附他。汉王你呢,缺点是傲慢,缺少礼节,因此讲求廉节的人不来你这里;优点是你能很丰厚的进行封赏,因此那些才愚智笨、只图钱财的人多愿归汉。你们两人各自如能去掉两人的缺点,综合两人的优点,那就可以天下无敌了。”此外,陈平又根据项羽生性好妒忌,相信谗言这一弱点,建议行反间计,离间他与亚父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几位忠耿之臣的关系,使之内部互相诛杀,楚必破,荥阳之围必解。(二)行计。陈平以汉王给的四万斤黄金作诱饵,大行其计。其一大量收买楚军官兵;其二在楚军中大造舆论,说钟离昧等跟从楚王征战,劳苦功高,但不能得地封王,现在想投奔汉王,共同消灭楚王,以分割楚王的领地;其三当楚使来汉之时,故意让汉王以精美食品迎接,又故意说他们不是亚父的使节,便以粗糙食品待之。假使节之口在项王面前说亚父范增与汉王有勾结。项王果然中计,不信几位忠耿大臣之言,缓攻荥阳。最后,亚父范增只好愤而请归,引发背疽而死。(三)计果。陈平趁黑夜放出二千女子出东门,让楚军去抓捕她们,然后与汉王等从西门逃出,到关中,聚兵力。全文围绕陈平的设计而展开,步步按陈平的预计而进行,情节曲折生动,充分展现了陈平知己知彼的智谋与韬略。

人闲桂花落。推荐。爱诗词网。【诗句】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出处】唐·王维《鸟鸣涧》【意思】人闲来无事，看桂花飘落，夜晚静谧无声，春天的山林一片空寂。桂花：桂花有春花、秋花、四季花等不同种类，此指春天开花的一种。【鉴赏1】夜沉静得听不到一丝声音，只有桂花轻轻地洒落一地，仿佛整座山是一片空无。原诗描写春天山中静夜的悠闲情趣，文句中荡漾着无限诗意，令人悠然神往。【鉴赏2】在寂静的环境里，桂花自开自落，而正是因为人内心闲静，没有外事干扰，细小的桂花从枝上落下，才能被诗人觉察。长夜寂静，景色繁多的春山却显得空旷宁静。花落为动，却更显春山之幽静，以动衬静。诗人内心之清静与春山之静谧交相呼应。此句以声写景，运用通感手法，将“花落”这一动态情景与“人闲”结合起来。既表现了诗人内心的恬静清闲，又展示了春山夜晚的幽雅宁静。后世常以此表现环境的幽静。【用法例释】用以形容山林的夜晚花叶自落，幽静空寂。[例]森壁争霞，孤峰限日，幽岫含云，深溪蓄翠，“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这种大自然的幽静，可以叫做身外之宁静。(郭天一《品味宁静》)【全诗】《鸟鸣涧》.[唐].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注释】①鸟鸣涧：此诗是王维题友人所居之《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之一。②桂花：大多在秋季开花，也有四季开花的，此以解释春天开花之桂树为妥。皇甫岳，事迹无考。云溪，有人考证即绍兴若耶溪，传说是西施浣纱处，也是越中著名的风景胜地。【鉴赏】这首诗被评论家特别称道之点，是它“旨在写静境，却纯用动景处理，最得画家烘托之妙，乃从宋(刘宋)王籍《入若耶溪》‘鸟鸣山更幽’悟入。”(刘拜山《千首唐人绝句》)王籍原诗是：“艅艎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阴霞生远岫，阳景返回流。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抒写泛舟若耶溪所引发的羁思乡愁，其中“蝉噪”、“鸟鸣”二句饶有情致，被目为“文外独绝”是无愧的。或许鸟鸣涧即因此得名。王维来到若耶溪，要写鸟鸣涧，而“鸟鸣山更幽”的名句横在前面，该如何落墨呢?我们会想起李白。李白见崔颢题武昌黄鹤楼诗(“昔人已乘黄鹤去”云云)，口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心里却不服，欲拟之较胜负，便写了《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云云)，《鹦鹉洲》(“鹦鹉来过吴江水”)，结果无以过之。以李白之才，在这件事上却输给崔颢，说明艺术创作不能模仿。王维面对王籍的名作没有像李白那样刻意模拟，而是取其神而遗其貌，立意仍是“鸟鸣山更幽”，但却写出鸟是如何鸣，山何以更幽，这就等于将一个原本抽象的命题加以具体阐发，使之变得生动形象，易于为人接受。所以，《鸟鸣涧》之于王籍原句，既有悟入，又能化出，是面目一新的再创造。首先交代“人闲”，山居静夜，是诗人在安闲静默中领会的。人是感知外界的主体。由于诗人的心境和春山环境气氛相契合，他才能敏感地觉察到周围的动静、变化。月出之前，静夜空山什么也看不到，诗人用“桂花落”衬出这无光无声的宁静。桂花细微，落地无声，要感知其“落”，只能通过触觉，这就把“静”写得像是可以用手摸得到了。这是以局部的微动衬托整个空间的幽。继而月出，春山树影历历可辨;但月出无声，春山仍在沉睡状态中，诗人又凭视觉看到春山的“静”。这是以有光衬无声，以见空山之幽。山空月明，宿鸟误为曙光，时有响声出烟树间，一两声啼过之后，春涧又恢复寂静，诗人又凭听觉听出春山的“静”。这又是以短暂的有声衬托持续长久的无声。通过这样多角度的描摹，读者的触觉、视觉、听觉全被调动起来，春山的幽静遂被展示得清晰无比。花落、月出、鸟鸣这些景物，被安排在春山、春涧的背景之中，无不带有春的色彩。比之“鸟鸣山更幽”一句来，王维此诗所创造的意境无疑更优美动人。如果说王维写“君自故乡来”是将前人的诗“化多为一”，那么，这里则是“化一为多”，即化抽象为具体，化单一为丰富，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他虽无意与前人争胜，实际已超越前人。【赏析】《鸟鸣涧》是和友人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之一的和诗，描写了春山月下的静谧之景，表现出诗人恬静的心境。首二句写桂子飘落，春山夜静。“人闲桂花落”，写诗人置身山中欣赏夜景，在闲静的环境中感觉到桂花在飘落。花落本应无声，但由于“人闲”，没有杂乱的声音干扰，因而能感觉到自然界细密的动静。一切生物都睡着了，夜很静，仿佛春山已经空无一人，只有诗人独自在这万籁俱寂的山中参禅、习静，领略着清新的夜气。后二句写月出鸟惊，时鸣春涧。在静观中，月亮升起来了，银辉遍地，一下照亮了山林幽壑，把栖息在林中的山鸟惊醒了，鸟在山涧的树丛中不时地叫几声，衬托得春山春涧更为幽静。诗人成功地运用了以动写静的艺术手法，在静谧的整体意境中写出动态和声息，衬托出环境的幽静。因为局部的响动，是依赖于整个环境的寂静才被人觉察到的，而局部的响动不可能打破整个环境宁静的气氛，大小悬殊的对比反而能衬得出大环境更静谧。王维这样写，不仅是个艺术手法问题，而且是哲学理念的表现，是于动中求静，宣扬虽动而常静的禅宗寂灭思想。北朝佛学家僧肇所撰《肇论·物不迁论》说：“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不释动以求静，故虽静而不离动。”王维正是把佛学的理论渗透在景物描写之中，“求静于诸动”，宣扬虽动而常静的寂灭思想。桂花自开自落，归于寂灭;惊鸟时鸣，鸣后复静。《鸟鸣涧》写的就是王维“夜禅”、“习静”的实践(“禅”的原意是“静虑”)。明代胡应麟《诗薮》称《鸟鸣涧》等诗“却入禅宗”，说：“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人世间的一切争逐名利的尘念都在这静谧的意境中净化了。

民为贵。推荐。爱诗词网。《孟子》孟子曰:“民为贵②,社稷次之③,君为轻④。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⑤,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⑥,则变置⑦;牺牲既成⑧,粢盛既洁⑨,祭祀以时⑩,然而旱干水溢(11),则变置社稷。(12)”〔注释〕①本篇节选自《孟子·尽心下》。体现了孟子的仁政和民本思想。②民,民众,百姓。贵,贵重,重要。③社稷,指国家。社,土神。稷,谷神。古时建立国家必置社稷神庙以祭祀崇奉。因此以社稷代表国家。之,指民众,百姓,即指代上句的民。④君,君王,君主。轻,轻微。⑤是故,因此,所以。丘民,民众。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曰:“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丘,众也。⑥危,危害,危及。⑦变置,更立,更换。变,更也。置,立也。⑧牺牲,用以祭祀的动物。既,已经。成,肥壮。牺牲以肥壮为贵,肥壮代表牺牲的长成。⑨粢盛,祭品。祭祀用的黍稷叫做粢,装在器皿中的食物叫做盛。洁,清洁,洁净。⑩以时,按照时令。(11)然而,然为代词,指上文;而,连词,表连接。然而,即使这样,但仍有的意思。旱干水溢,指水旱灾害。(12)“牺牲”五句意为,牺牲已经肥壮,祭品已经洁净,祭祀也不失时令,但仍有水旱灾害,就更换土神谷神。〔分析〕孟子早年曾游学齐、魏、滕等诸侯国,见过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也曾受到礼遇,有过“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滕文公下》)的显赫时刻。但是由于孟子主张的是实行“王道”、提倡“仁政”,极力要求统治者以恻隐之心推恩爱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因此,这就与各强国诸侯“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野心格格不入,他的学说也被认为“迂阔而远于事情”而终不被采纳。在《民为贵》一章中,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并且认为如果诸侯危害国家,社神、稷神接受了祭祀而仍使百姓遭受旱涝之灾,都可以变置改立,反映了孟子较强的民本主义思想。这在当时无疑是大胆而进步的。但是,孟子“民贵君轻”的观点,并不是他把老百姓的地位看得比君王高。因为孟子哲学思想的中心是“性善”论,政治思想的核心是“行王道,施仁政”。他认为君王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要努力使百姓生活安定,如果得到百姓的归随,好像水向下奔流,谁也不能阻挡(《梁惠王上》)。桀和纣丧失天下,正是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失去了民心(《离娄上》)。假如君王能够推恩爱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统治天下就会像在手掌中转动东西那样容易(《梁惠王上》)。所以,“民贵君轻”的实质还是为了维护君王的统治。他那“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和“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且“民为贵”也仅是要求统治者给老百姓一个“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儿,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不致饿死”的基本生活条件。故而我们在看到孟子重视人民的生存权利,把民心看作得天下的重要因素所具有的进步意义的同时,也应看到他“民贵君轻”的历史局限性。孟子散文的风格特色是气势磅礴,感情充沛,读来使人感到一气呵成,淋漓痛快。本文同样也体现了这种风格,语言虽然简练,但表达意思很充分,有个性,有感情,有锋芒。〔评说〕朱熹《孟子集注》:“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李贽《四书评》:“劈头说来似太奇,细说来又甚正,只是有识故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