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艾青

昭阳趣史。推荐。爱诗词网。昭阳趣史明墨庄主人刊本《昭阳趣史》扉页书影明墨庄主人刊本《昭阳趣史》正文书影明代白话长篇艳情小说。全称《赵飞燕昭阳趣史》。二卷六十六目。题“古杭艳艳生编,古杭情痴生批”,其真实姓名不详。成书于明后期。现存主要版本有明墨庄主人刊本,藏荷兰莱敦大学汉学院图书馆;明抄本,四卷四十八则,藏英国国家图书馆。1985年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影印明抄本;1993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明清艳情小说”删节排印明抄本;1994年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思无邪汇宝”排印墨庄主人刊本。海外有座松果山,山顶洞中住着一个长生不老的九尾雌狐,自称“悟真王”,聚集数千小狐,静心修养千余年未成正果,欲得男子真阳,遂变作一个标致妇人下山而来。松果山西首有座青丘山,山凹中紫衣道观内住着一个成精的燕子,自称“紫衣真人”,性极好淫,在此修炼五百余年,欲采妇人真阴,化身男子乘风而起来到十字路口,遇见雌狐变化的妇人。燕精将妇人领回道观,两人情意绸缪,翻云覆雨,燕精不敌妖狐法术,被吸去元阳。燕精外出采仙草滋补,企图吃了再战,狐精却趁机逃回本洞。燕精归来大怒,率众燕子到松果山讨战,狐精显神通,放出一阵怪风,刮得燕精与众燕子身不由己,跌落被缚。正值北极佑圣真君上天朝见玉帝,路经此山,见两精交战,命邓天君将两精收缚,驾起云头,上南天门奏请玉帝发落。玉帝怜两精修炼数百年,不忍诛杀,又因两精欲念未除,判去凡间再转一世,权为万民主母,并为姐妹骨肉。此时为汉元帝永光元年,江都有个舍人之子冯万金,聪明伶俐,俊雅标致,十六七岁死了父亲,终日唱曲游戏,品竹弹丝无所不通,被江都中尉赵曼看中,留在府中应承。赵曼爱万金,行住不离,万金能自由出入内宅。赵曼夫人姑苏主见万金丰韵嫣然,遣婢翠钿约万金楼台相会,二人搂抱上床,颠鸾倒凤意兴猖狂。赵曼只与万金戏耍,姑苏主时常唤万金取乐,不觉怀孕。姑苏主装病,回娘家一胎生下两个女儿,分娩时红光满室,嘱万金抱去抚养,万金乃娶一寡妇为妻养两女。大女儿取名宜主,小女儿取名合德,长到十五岁,宜主举止翩然,轻盈如飞,人称飞燕,原来是燕精转世;合德肌肤润泽,丰姿俊雅,娴于音律,工于诗赋,乃九尾狐精投胎。万金夫妇生活贫窘,相继去世,临死时留下遗言,可去赵府投靠亲生母姑苏主。无奈姑苏主也已亡故,姐妹俩只好做些针黹过活,后转辗到长安卖草鞋度日。市内一风流后生专好打鸟,绰号“射鸟儿”,悦姐妹俩姿色,见其无依,欲娶姐妹俩为妻。寒冬腊月,姐妹俩饥寒难忍,射鸟儿送来酒菜探望。三人吃得微醉,射鸟儿兴发,与飞燕、合德尽情欢合。事为光棍王二所知,伙同赖皮张三,欲于夜间强奸飞燕姐妹,被挑水钱五听见,立即报与飞燕姐妹。正值射鸟儿下乡讨租,钱五带姐妹俩去金媒婆家避难,在节度使赵临府中赁一空房住下。飞燕、合德绣一幅美人图,由金媒婆送与赵临夫妇观看,甚喜,召见二女,收为义女,改姓为赵。射鸟儿回来欲托媒求娶,却难以相见。明墨庄主人刊本《昭阳趣史》插图书影飞燕、合德在赵府学习歌舞,飞燕尽心学习,半年后已学得十分精妙。汉成帝即位后,耽于酒色,常到赵临府中宴会。一日,汉成帝驾临赵府,赵临唤飞燕歌舞,成帝见了不觉神魂飘荡,赵临趁机将飞燕献于成帝。成帝大喜,封飞燕为婕妤,临幸后更加恩宠。许皇后妒忌,赐毒酒给飞燕,飞燕疑惧,让宫女喝,宫女倒地而死。成帝大怒,将许皇后贬为庶人,册立飞燕为皇后。承先司脔者樊嫕与飞燕是姑表姊妹,知飞燕家事,因向成帝进合德,成帝封合德为婕妤,更加宠幸。飞燕受冷落,樊嫕定计将射鸟儿偷引入宫,与飞燕重叙旧情,二人恣意行乐,被合德觉察。此后飞燕、合德常背着成帝与射鸟儿等人淫乐。侍郎庆安世年方十五,风流俊雅,善于鼓琴,成帝赐其金牌,出入宫中无禁,朝夕与飞燕淫纵。樊嫕到民间寻十四五个后生,进宫供飞燕淫乐,飞燕设高台与众少年大肆淫乱,其状亵秽难述。一次成帝突然驾临飞燕处,飞燕慌张出迎,成帝发现形迹可疑,又闻壁中有咳嗽声,心疑其事,遂怫然不悦而去,飞燕满脸羞惭。合德为飞燕求情,成帝怒息,查出壁中之人乃宿卫陈崇之子陈元,杀之。合德告知飞燕,飞燕将众少年护送出宫,只留射鸟儿一人在宫,快快不乐。又与宫人燕赤凤淫乐,被合德撞见,合德爱赤凤,亦召来受用。成帝窥合德浴,兴动,恣意欢娱。飞燕也浴,成帝观之索然无兴,拂袖而去。飞燕无奈,与射鸟儿共浴淫戏。飞燕纵欲无度,终是无子。合德装病,成帝临幸飞燕,飞燕诈称有孕。十月后,从宫外找来婴儿,装盒进宫冒充太子,然闷死盒内。又派人另找,至朝门时婴儿在盒内啼哭,只得送还原主。飞燕谎称堕胎,婴儿死去。后庭宫女朱氏生下一子,乃成帝私种,被合德当殿击死。射鸟儿长期在宫,恐有杀身之祸,再三告辞,飞燕虽不舍,无奈只得着樊嫕护送出宫。后径往佛牛山出家为僧。明墨庄主人刊本《昭阳趣史》插图书影成帝沉溺于酒色,精力衰惫,遂各处遍访奇方。一方士进献春恤胶丹药,成帝服后,与合德交合,果精神倍增。一次,成帝与合德共眠,合德图自己快乐,私将丹药七粒与成帝服用,成帝便昏昏不能自持,精出如泉,精尽而死。定陶王即位,是为哀帝,册封飞燕为皇太后,令合德速白成帝病状。合德自知难免于死,大哭一场,呕血而死。哀帝在位六年,太子平帝嗣位,贬飞燕为孝成皇后,又废为庶人,飞燕自知事不可已,用白绫帕一方自缢于北宫。合德、飞燕死后,魂归上天,玉帝罚合德贬为巨鼋,受千载水寒之苦;罚飞燕化为猛虎,到佛牛山把射鸟儿吃了,再受千载饥饿之苦。成帝乃如意真人转世,死后归位,思量旧日恩情,向玉帝求情,乃罚两精在真人院内受戒三百余年,再行超脱。两精乃化女身,道家打扮,朝夕修心炼性,欲图正果,后来不知所终。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此曲只应天上有。推荐。爱诗词网。【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出处】唐·杜甫《赠花卿》。【意思】这样好听的曲子只应该天上才有，人间能听得到几回?【鉴赏】像这样美妙动听的曲子，应该只有天上才有，人间能里能够听到几回呢?花卿：是一名歌妓，作者以这两句诗赞美她歌声的美妙悦耳。“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这两句诗时常用来赞美他人歌声的悦耳动听，或是演奏得神妙动人。【用法例释】一、用以形容歌曲、乐曲或其他音响悦耳动听，美妙绝伦。[例1]周信芳与梅兰芳合演《二堂舍子》(《宝莲灯》剧中的一折)。有人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江晓《“麒老牌”——京剧革新家周信芳》)[例2]“交响石壁”，不知迷恋了多少游客如醉如痴地在那里侧耳静听。它左无声，右无音，唯有走到那一米宽凹进去的金黄色花纹跟前，才会交响齐鸣，琴弦悠扬，宛转动听，令人惊叹叫绝。正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曾国操《令人叫绝的交响石壁》)二、用以比喻奇怪罕闻的话语论调。[例]面对现今的“人民公仆”的所作所为，再向我们百姓提什么“焦裕禄精神”，听起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魏助增《这“烦”有理》)【全诗】《赠花卿》.[唐].杜甫.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注释】①花卿：花敬定，成都尹崔光远的部将，生活豪奢，号跋扈将军。②锦城：锦官城，指成都。纷纷：杂乱貌。《管子·枢言》：“纷纷乎若乱丝，遗遗乎若有从治。”③江：锦江。【鉴赏1】这是一首讽刺跋扈武将花敬定的诗，揭露了他骄横豪奢的生活。肃宗上元二年(761)，杜甫感宫中乐曲流传蜀中而作此诗。杨慎《升庵诗话》云：“花卿在蜀颇僭用天子礼乐，子美作此讥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诗人之旨。”沈德潜《说诗晬语》云：“诗贵牵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杜少陵刺花敬定之僭窃，则想新曲于天上。”二人之言是可取的。首句采用通感的手法，将听觉转为视觉，化无形为有形，描绘了管弦乐交错融会，达到了柔和美妙的境界。次句采用同样的手法，描写那宴会厅中悠扬婉转的音流，飞出雕花镂窗，荡漾在锦江之上，飘浮在白云之间。两个“半”字，空灵活脱，极有情趣。此二句实写，下二句转入虚写。“天上”，使人想到仙界，也使人想到帝王的九重宫阙。这美妙的音乐本来自宫中，却在“人间”能够听到，在跋扈将军花敬定的府上能够听到。这里运用双关语，言外有二层意思：“天上”的音乐怎么会流传蜀中?这不是安史之乱造成梨园子弟流落四方的结果吗?“天上”的音乐“人间”众生怎么能享受?花敬定竟然恣意享受“天上”仙乐，岂非僭越大不敬吗?此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寓讽于谀，意在言外”，乃婉转含蓄之讽诗也。仇兆鳌云：“此诗风华流丽，顿挫抑扬，虽太白、少伯(王昌龄)无以过之。”亦可见此诗之高妙也。【鉴赏2】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四月，梓州剌史段子璋反叛，攻占了锦城并自称梁王。在平定叛乱的战斗中，成都府尹崔光远的部将花敬定表现非常勇猛。但胜利回来后，他恃功自傲，整天饮酒作乐。还僭用天子音乐，不可一世。崔光远因此被罢官。杜甫这时也在蜀，所以作了这首似谀实讽的诗，赠给花敬定。锦官城中天天丝管交奏，乐声繁复悠扬。这一定是您在庆祝平定段子璋的胜利。听啊，那美妙动人的音乐从花卿家的宴席上飞出，一半随江风在锦江上荡漾，一半冉冉升入云霄。唉，这样美妙无比的曲子只应该在天上才有啊，这人世间又能耳闻几回呢?【鉴赏3】这首诗似褒实贬，采用一语双关的巧妙手法。表面上赞扬花的得胜归来，鼓乐升平，实际上却讽刺了花的骄恣奢靡。首联告诉我们花敬定平叛回来后的所作所为，但并不直接描述他如何的寻欢作乐，而是通过丝管之声的不绝于耳来表现他的骄奢无度。尾联表面看是在赞美花卿堂上丝管的非凡、乐曲的美妙，实际上是在暗示花不应该享用天子的礼乐。尾联将乐曲的美好赞誉到了极度，寓讽于谀，其弦外之音意味深长。【思考】这首诗是杜甫写给花敬定的。花的骄奢淫逸是多方面的，为什么诗人只选取音乐这个角度来写?

回乐峰前沙似雪。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出处】唐·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意思】月夜的回乐峰前，莽莽黄沙如雪，受降城外皎皎寒月似霜。诗人借助两个比喻，写出在月光映照下，沙子象积雪一样洁白，冷月犹如秋霜那样令人望而生寒。两句诗写出了边塞夜晚的旷远、凄寒。注：回乐峰，回乐县附近的山峰。受降城，唐代在西北筑有东、西、中三座受降城，此处似指西受降城。【全诗】《夜上受降城闻笛》.[唐].李益.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注释】[1]这是李益的名诗。受降城，当是西受降城，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李益(公元748～827)，字君虞，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大历四年进士，曾在幽州节度使幕府任职，居边塞十多年。后召为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官终礼部尚书。他的边塞诗负有盛名，尤以七绝见长，多为时人谱入乐府歌唱。《全唐诗》录存其诗二卷。[2]“回乐烽”二句：回乐烽，指回乐县城附近的烽火台。回乐县，在今宁夏灵武西南。烽，一本作“峰”，误。二句写登受降城所见景色，黄沙似雪，皓月如霜，构成边塞荒寒苦寂意象。[3]“不知”二句：芦管，芦笛。西域管乐器。管，一本即作“笛”。夜风送来凄凉的芦笛声，不知什么人在何处吹的，触动了所有征人的心绪，彻夜都远望家乡。本诗写边塞将士的思乡情，未直写思乡，而绵绵乡情尽在诗中。前二句通过景色描写作铺垫，三句以西域特有的幽怨激越的芦笛声为线索，前三句将势蓄足，而末句仍不直写思乡，而拟写征人尽望乡的情节，语尽而意未尽。在全诗中色、声、情融为一体，互相激荡推进，构成一个艺术整体，意境深沉，含蕴不尽。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回乐烽’一章，不亚于王昌龄、李白。”胡应麟《诗薮》则说：“中唐绝，‘回乐烽前’为冠。”这首诗的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凄婉低沉风格，可以代表中唐边塞诗的特点。历代不少评论家推许这首七绝是中唐绝句中最好的一首。【鉴赏1】李益早年由于官场失意，曾浪游燕赵一带，并在军中干过事。在那个连年征战的时代，他对边塞生活有亲身体验，这成为他诗作的突出题材。他的边塞题材的七言绝句，当时就被谱入管弦，广泛流行。后人一直认为他可以追踪李白、王昌龄。“受降城”是武则天景云年间，朔方军总管张仁愿为抵御突厥的入侵而筑的，共三座。中城在朔州，西城在灵州，东城在胜州。诗中提到的“回乐(县)”，故城位置在今甘肃灵武县西南。据此，这里的受降城当指西城。杜甫有“韩公(指张仁愿)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的诗句，可见筑城原是为了国防。然而安史乱后，征战频仍，藩镇割据，国防力量削弱，杜甫已有“胡来不觉潼关隘”的叹息。到李益时，局面不但没有好转，政治危机反而进一步加深，边疆也不得安宁。战士长期驻守，长期不能还乡，厌战情绪普遍。诗的一、二句写登楼所见。万里沙漠和矗立的烽火台，笼罩在朦胧的月色里。月照沙上，明晃晃仿佛积雪，城外地面也象铺上一层白灿灿的霜，令人凛然生寒。边塞物候与内地迥乎不同。江南秋夜，月白风清;而塞外尘沙漫天，连月夜也是昏惨惨的。在久戌不归的兵士心中，该会唤起怎样一种感情?背乡离井，独为异客的人，团��明月往往唤起他对亲友的思念;而由月光联想到冰霜，更增添几分寒意，这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错乱，更是一种心理作用。前面介绍的李白的《静夜思》，也是写这样的心情，可以参阅。这两句除掉地名方位，写景就在六个字：“沙似雪”、“月如霜”，却似图画一样的生动、鲜明。使人如身临其境，感受到边塞大漠月夜全部的苍凉。诗人何以能以极省的笔墨造成丰富的形象呢?这是因为语言艺术塑造形象，不同于绘画，它不是象绘画那样详尽到每一个细节;其塑造形象是依靠语言典型化的作用，因而比之绘画，具有更大概括性。当它抓住对象最有特征的细节予以刻划，往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契诃夫曾说过：如果很好写出一个碎玻璃的反光等等，就能写出整个月夜。诗人抓住“沙似雪”、“月如霜”，这样最有边塞特征的景色，就把整个塞上的单调、凄凉气氛表现出来了，达到了最经济的语言效果。第三句写登楼所闻。紧承上两句而来。登楼者对着凛然生寒的大漠月色，难以禁持时，寒风忽然吹来一阵凄怨的笛声。“芦管”本是胡笳声别名。但诗题已明说“闻笛”，可见此处“芦管”指的就是笛。因为在荒漠的景色中，诗人听到的笛声，萧瑟凄凉，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简直与幽咽哀怨的胡笳声相似。夜里寂静，而夜晚人的听觉最敏锐，因此，夜声给人的感觉印象也最深，造成的心理影响特别大。笛声随风而至，时断时续，所以说“不知何处”。这同时也表明登楼者在仔细倾听，心揪得更紧。前三句对塞景边声的渲染，直接引起第四句。这句抒情，妙在一个“尽”字，诗人并不就此把思乡之情局限于一身，而是推及所有的“征人”。也就是和《从军北征》所谓“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一个意思。诗人心事浩茫，想到此夜塞上何处无月?何处无征人?谁看到这如霜的月光不思家?谁听到这幽怨的笛声不下泪?厌战思归的心理，何止登楼者一己而已!这一个“尽”字，就把诗境大大深化，不但渗透诗人深刻的生活体验，而且容纳了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使诗歌艺术形象升华，获得了典型性。【鉴赏2】受降城在初唐时有十分显赫的经历，可时至中唐，国力衰微，边乱长期不息，它就不再有振奋人心的感召力，长期戍守在这里的将士也不再有初、盛唐时的自信，相反，厌战情绪笼罩着他们。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者带着沉重的心情，在深秋的一个月夜，登楼远眺，无限感慨，写下了这首诗。一二句：“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写诗人登楼时所见的月下景色。月光照着受降城高矗的烽火台，连同它脚下的茫茫大漠。这月光有如霜一般的清冷，给漫无边际的沙地也染上一层清冷的色彩。在这静默得让人窒息的夜里，诗人感到了伤感。因为边地将士久戍不得归，整日不是城外厮杀，便只有独对这清冷与孤寂。将军马上、征夫楼头，为这清冷、孤寂所感，他们的内心有着怎样的痛苦与不堪，是有边地生活经历的诗人可以想见的。三四句：“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紧承前两句，写在一片岑寂中，不知从何处传来一声芦管的吹奏声，这随风而至、时断时续的乐音，竟然吹动了所有人的思乡之情。“一夜征人尽望乡”一句，包含了凝重、深长的意味，“尽”字写出了他们无一例外的不尽的乡愁。如果不是征人的思乡之心急切，如果不是征人彻夜难眠，这乐音怎能扰动他们鏖战后的沉酣呢?从全诗来看，前两句写景，第三句写声，末句抒心中所感，写情。前三句都是为末句直接抒情作烘托、铺垫。全诗把诗中的景色、声音、感情三者融合为一体，将诗情、画意和音乐美熔于一炉，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意境浑成，简洁空灵，而又具有含蕴不尽的特点。因而被谱入弦管，天下传唱，成为中唐绝句中出色的名篇之一。【鉴赏3】这是诗人李益以第三人称写征夫，和那些以征夫口吻自诉怨情者有别。受降城，唐神龙三年张仁愿筑，以防突厥，其中有中、东、西三城。中城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东城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南，西去中城三百里;西城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东去中城三百八十里。这里是诗人登西受降城后以所见所闻，反映征人的怨情。诗的前两句写景，描画出悲凉之象。“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回乐烽，指受降城附近的烽火台。有的版本“烽”作“峰”，不当。李益另有诗《暮过回乐烽》“烽火高飞百尺台”可证。烽火台前沙如白雪，月冷如清霜，既状月下沙地的白洁明莹，又言如水般的月光清幽迷茫。一般地说，月明沙清是美景，可是疑为霜、雪等寒冷之物，景物上就传出了清冷的感觉。月色濛濛，沙碛茫茫，这背景颇有荒凉空旷的韵味。诗的后两句写情，传达出哀怨之意。在上述的背景之下，急起突发的芦管之声，静境中忽出乐声，其声分外明晰。芦管，一种乐器。陈旸《乐书》：“芦管之制，胡人截芦为之，大概与觱篥相类，出于北国者也。”征人吹奏着思乡曲，因而说“一夜征人尽望乡”。“一夜”，通宵。“尽”概及广大士兵。这首绝句描绘北国征夫回乡的急切心情，表现欲归不能的艾怨，却以平和恬静的场面出之，轻笔淡墨，粗看似不用力，可是哀怨之情内孕深蓄，仔细吟味，也就回味无穷了。一声芦笛，打破了月夜寂静，激起了征人乡思，在整个诗中起了振响全局的作用，确是妙笔。

自称臣是酒中仙。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出处】唐·杜甫《饮中八仙歌》。【意思】天子召见李白，他却不肯上船，仍然狂饮不止，嘴里还喊着“我是酒中的神仙”。天子：指唐玄宗。据载，玄宗曾泛舟白莲池，高兴之余，召李白前往写序。臣：官吏对皇帝的自称。【鉴赏1】原诗作者杜甫借这首诗描写饮中八仙，八位酒仙喜好杯中物者的事迹。“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两句诗是作者对李白的描述，由此可以明显看出：诗仙李白性情的豪放与潇洒。【鉴赏2】玄宗某日坐船游乐于江上，曾命令部下邀请李白上船共饮。其时，李白正在长安酒店饮酒，不但不肯遵命去谒见天子，并且很骄傲地回答：“我是酒中的仙人!”以此描写诗仙李白醉酒的情态，及其狂傲的性情。相传李白是个非常喜好喝酒的大诗人，只要喝过一斗酒，就能吟诗百篇。【用法例释】一、用以形容李白嗜酒成性，狂放不羁的性格。[例]但李白这个狂士早已勘破官场炎凉，乘酒兴，竟违旨拂袖离去。后来杜工部在《饮中八仙》的诗里才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名句。(张笑天、韦连城《睡美人之泪》)二、用以形容嗜酒者有酒便不顾其他的情状或酒后的张狂醉态。[例]狂酒论诗文，才知他酒量不小，且喝后醉态可掬，大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态势，李白是他的敬仰对象，于是“敢与李白拼千樽”成了他的名言。(一曲《写给他与自己》)【全诗】《饮中八仙歌》.[唐].杜甫.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解析】关于杜甫这首诗的重叠押韵问题，自宋代开始，常常被诗歌评论家们提起。胡震亨在这里举出汉代的七言古诗《柏梁诗》，批评蔡绦《西清诗话》和刘辰翁《集千家注批点杜诗》“古无此体”的说法是失于深考，他的批评是正确的。《东方朔别传》说：汉武帝曾在柏梁台上召集群臣赋诗，每人各写一句，共同创作了这首《柏梁诗》。此诗每句押韵，共26个韵脚，其中三次出现“之”和“治”，而“时”、“材”、“来”、“哉”也各出现了二次。不过早在宋代，王观国的《学林》卷八即针对此诗说：“子美古、律诗重用韵者亦多，况于《歌》乎!”在列举了杜诗中一些重叠押韵的诗例后，王观国又根据《古诗十九首》中《东城高且长》一篇以及曹植《美女篇》等诗中也有重叠用韵的情况，指出：“子美诗非创意为此者”，“古人诗自有此体格”。事实正是如此，一直到唐代，诗人们对于押韵，创作态度还是相当洒脱灵活的，他们并不以押韵中重复出现同一个韵脚为病，但这必须是服从内容和感情的需要，杜甫的这首《饮中八仙歌》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以诗中的贺知章和李白来说，前者掉在井中，居然就沉酣睡去，这一个“眠”字，突出了他醉后的狂放;后者醉卧酒家，连皇帝的召见也不予理睬，同一个眠”字，突出了他醉后的狂傲。这两个“眠”字，能用别的字来代替吗?胡震亨说杜甫“原似有意犯重”，换一个角度来说，那就是杜甫为了刻画笔下人物的醉态，“各极其平生醉趣”，以突出他们的性格，不以词害意，也不以韵害词，并不在乎韵脚的重叠。宋代以后，诗人们在押韵时，态度就远不如前代诗人洒脱了。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是以豪放旷达著称的苏轼，在《送江公著知吉州》诗中写下了“方将华省起弹冠，忽忆钓台归洗耳”，“簿书期会得余闲，亦念人生行乐耳”诗句后，因为韵脚重复了“耳”字，所以自己作注，声明：“二‘耳’意不同，故得重用。”虽然是同一个字，但一是名词，一是语气词，意义不同，所以不能认为是重韵。由此可见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是如何拘泥了。因此，杜甫这首诗的重叠用韵，才会长期成为他们议论的话题。不过他们在惊诧之余，终于发现了，在古体诗中，韵脚的适当重叠，倒是能表现出一种“错杂之趣”，而别有特色的。这就是杜甫叠韵成趣的《饮中八仙歌》给我们的宝贵启迪。

与妻书林觉民。推荐。爱诗词网。意映卿卿如晤①：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②。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词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吾家日后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③，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吾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忍④。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⑤，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一恸!辛未三月二十六夜四鼓⑥，意洞手书。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注释】①意映：作者妻子陈意映。卿卿：古代夫妇间的爱称，多用于对女方的称呼。如晤：古代书信习用语，如同面对面。②太上：指境界最高的圣人。③心电感应：近代，有一些人接触了西方电学，便用电来解释人的心理现象。④的的：的确。⑤巾短：此书信写在一条白巾上，故说“巾短”。⑥辛未三月念六夜四鼓：辛未，应是“辛亥”，即1991年，作者笔误。念，通“廿”，二十。四鼓，四更。【鉴赏】本文选自《广州三月廿九革命史》(民智书局1926年版)，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留给妻子的绝笔书，写于广州起义前三天即1911年4月24日(阴历三月二十六日)夜。林觉民在起义时加入敢死队，带头冲入两广督署，撤出途中中弹受伤，被捕，后从容就义，年仅25岁。《与妻书》形式上是一封家书，实际上是一篇感情真挚，说理深刻，感人至深的抒情散文。信中抒发了作者对妻子的挚爱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映了一个民主革命战士高尚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一个革命者的生死观和幸福观。如果没有全民的解放，就没有个人的自由幸福，个人的幸福、家庭的幸福要服从革命的需要。在信中，作者强烈地表达了对妻子的爱以及希望妻子对自己献身的事业能理解。明白“吾至爱汝，吾忍舍汝而死”的原因，是为了“助天下人爱其所爱”。他这种献身行为，完全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言。在个人的生命、爱情以及国家的自由中，没有什么比争取人民的自由价值更高。信中在表现夫妇纯洁炽热的爱情时，情真意切，催人泪下;在袒露革命者的胸襟时，则豪情壮志，感人至深。诚如鲁迅所咏：“无情未必真豪杰!”正由于作者对妻子爱得深挚，因此在诀别作书时，夫妻之间那令人眷恋而又无法重温的往事，纷纷涌入笔底。但作者又是理智的，笔墨中又饱含着他对革命、人生的崇高信念。理贯于情，情中见理。全篇以质朴的语言，直抒心声，体现了英雄本色和儿女情长的和谐统一。作者：黎宝瑛,汤克勤知识来源：汤克勤主编.古文鉴赏辞典.武汉：长江出版传媒崇文书局.2015.第502-5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