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庄周梦为胡蝶

去年花里逢君别。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出处】唐·韦应物《寄李儋元锡》【意思】去年花开的时候和你分别，今年的花再度绽开，又是一年了【全诗】《寄李儋元锡》.[唐].韦应物.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题解】此诗约作于德宗兴元元年(784)，时韦应物在滁州(今属安徽)刺史任。李儋：字幼遐，官至殿中侍御史，韦集中寄李儋诗多首。元锡：或谓亦李儋字。此外，元和、长庆年间有福建、宣歙观察使元锡，字君贶，似时代稍迟，恐非其人。诗意似亦仅寄一人。诗中叙别后思念之情。颈联二句，抒写愧对人民困苦流亡，尤为后人所传诵。宋代黄彻《䂬溪诗话》卷二云：“余谓有官君子当切切作此语。彼有一意供租、专事土木而视民如仇者，得无愧此诗乎!”尾联则表示盼望友人来相会。全诗情真意切，生动感人。【全诗赏析】作于兴元元年(784)春滁州任所，诗中西楼当在滁州，去年朱泚叛军盘踞长安，德宗一直流亡奉天(今陕西乾县)。李儋为作者诗友，时官殿中侍御史，此诗叙离别及感时之思，谢榛《四溟诗话》谓律诗八句皆淡者，孟浩然、韦应物有之，本篇即是。首联从前一年分别时说起，将花里话别的往事重提，出语淡雅，只于“又”字见情，足以引起对方同样地念旧。次联感时自伤。诗人离开长安，出守滁州这一年，政局发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又一次动乱，事态严重;加之年近半百，又兼多病，国家和个人都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世事茫茫”、“春愁黯黯”，危苦孤寂之中，对故人也就特别思念。由于政局不安，民生凋弊，在官者亦不能有大作为，看到邑有流亡的事实，自己不能不受良心谴责，感到惭愧，这就加强了本来就有的归田隐居的想法。两句语挚意切，向来为人传诵。宋人黄彻《䂬溪诗话》说：“余谓有官君子，当切切作此语。彼有一意供租、专事土木而视民如仇者，得无愧此诗乎。”末联点明作意：听说你要来，故一直向人打听，可是看看西楼的月亮都圆了几回，还没有盼到。言下之意是盼对方快来，为什么不直说?因为这是写诗，寄情思于月缺月圆，与首联同归淡雅。因为诗写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年头，调子不免低沉，又都是肺腑之言，所以笔笔实在，声声入耳。五六两句表现从政者的良心发现，为全诗增价。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许地山 落花生。推荐。爱诗词网。点击进入：许地山《落花生》原文《落花生》是老作家许地山1921年所写的一篇著名的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这篇作品以平实清新的笔触，从花生的常见而有用，说到做人的道理，颇有哲理意味，寄寓着对现实人生的感触。文章开头就说出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觉得“让它荒芜着怪可惜”，便提议“辟来做花生园罢”。姊弟们一听“都很喜欢”表示对这一提议的赞成和拥护。接着作者只用“买种底买种，动土底动土，灌园底灌园”三个整齐的短句，形象、简洁的概括了种花生的全过程。最后写几个月后花生“居然收获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成果时的欢快、喜悦、兴奋之情。以后就写全家过收获节时的愉快的情景。尽管那晚上天色不大好，可是母亲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的茅亭举行，平时难得出场的父亲也参加了。这可以看出过收获节的重要和意义。在父亲的启示下，孩子们争说花生的好处。在大家谈的基础上，父亲开始谈花生的真正用处：把它和水果比较，它只是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这写了花生的内在之美。接着父亲又向孩子们说出花生的可贵之处，“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并借“我”的体会，进一步形象地道出做人的道理：“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这个主题是多么深刻、多么富有哲理意味，又发人深省。最后以“父亲底话现在还印在我心版上”结束全文，含意极其深远。后来作者便以“落华生”为笔名，以时时警策自己。《落花生》的立意很深刻，同时也非常巧妙。它托物言志，深入浅出，言近旨远，使人深受教育与启发。文章用朴实无华的笔调，毫无铺张地叙述童年生活的一个小小片断。从种花生写起，然后收花生，吃花生和议花生，处处扣紧题旨。文章主题是阐述关于做人的道理，所以种、收、吃花生都是略写，只用简洁的文字把这些过程记叙清楚。议花生是文章的重点，作者由吃花生很自然地引入议花生，并在赞美花生的时候，引出做人的人生哲理，点明题旨“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指“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言简意深。表明作者在竞逐高官厚禄、争名夺利、钻营成风的社会恶习下，洁身自好，不慕虚名的思想境界。这种以小见大，从平凡的事物中挖掘出不平凡的笔法，看似信笔所至，实际上结构相当严谨。有人说：“散文，朴素最美”。诚哉斯言。《落花生》是在迷人的朴素之中，展示那惊人的优美。它的语言清新自然，朴实含蓄。既没有冗长的叙述，也没有铺张的描写，作者只用一支白描的笔，娓娓地叙谈故事，勾勒了几个人物，写了人物的对话，人物的对话又具有独特的个性。母亲温和善良、勤劳朴实。姐弟们天真活泼，幼稚单纯。父亲循循善诱，慈爱严正。虽然每个人的话都只三言两语，但都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种朴素的语言，是真正的美在一种极其和谐自然的形式中的流露，是朴素与优美的辩证统一。这样的语言风格与平淡而又深刻的立意非常谐调。这体现了老作家许地山作品的艺术风格。这也就是《落花生》问世六十余年一直为人们所喜爱的主要原因。

回答 北岛。推荐。爱诗词网。《北岛·回答》原文阅读|主旨理解|赏析|读后感北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此诗写于1976年4月，四人帮一手制造的天安门事件就发生在那一个时段。而十年动乱招致民怨沸腾，已即将走到尽头。显然，此诗狭义上锋芒直指“四人帮”制造的天安门事件，广义上是对十年浩劫的鞭笞。这是解读《回答》关键之所在。有了这把钥匙，一切似乎都迎刃而解了：《回答》是对那个时代滋生的残暴、肆虐、黑暗所作出的“回答”。起首两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充满了哲理和义愤，俨然已成诗人北岛不朽的警句。在那个时代，卑鄙因卑鄙而通行无阻，高尚因高尚而屡屡罹难。所以才有了紧接的两句：“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全诗充满怀疑、愤怒。一连串的“为什么”：“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矛头直指那个人妖颠倒的岁月；一连串的“不相信”：不相信“天是蓝的”，不相信“雷的回声”，不相信“梦是假的”，不相信“死无报应”，锋芒直对那个是非混淆的年代。在怀疑和愤怒的背后，是诗的主人公“我”作为一个审判者的睿智，以及作为一个挑战者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诗人没有在对现实的怀疑和否定中陷入虚无，而是挺身而出，自觉承担起挑战者应尽的义务：“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我们透过诗行，窥见了挑战者高大的身影和崇高的献身精神。整首诗直抒胸臆、气势磅礴，但又并非平铺直叙，而是选择了多个有象征意味的物象来表达情绪，如过去了的“冰川纪”，对应的却是“到处都是冰凌”，峰回路转、豁然开朗的“好望角”，对应的竟是“死海里千帆相竞”，这样的反差，增强了意象所蕴含的内容和力度，使诗变得犀利而又发人深省。末了，和首节遥相呼应，仍以天空作结。诗的开头所描述的“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的“镀金的天空”，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物换星移，光明终究要战胜黑暗，黎明终究要从黑夜的肩上升起。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诗的结尾再一次表现了诗人高超的建构意象的能力和才情，那天空闪闪的星斗在诗人审美直觉的观照下成了“五千年的象形文字”，“成了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文字记载历史，万古不灭；眼睛是人类心灵的窗户，良知永存。以此“回答”那个罪恶罄竹难书的十年浩劫，实在是意味深长、含茹不尽的。

石崇与王恺争豪。推荐。爱诗词网。·刘义庆·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采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选自《世说新语》〕●●这篇小说写的是西晋两个达官贵人争豪斗富的故事,作者采取的表现手法是正衬。石崇,字季伦,曾任荆州太守,以劫掠客商而成富豪。仕晋累迁至侍中。骄纵无忌,奢侈残暴。王恺(kai),字君夫,皇亲,官至后军将军,当时的富豪之一。石、王同属一种类型的人物。小说描述事件的着眼点是故事,而故事的跌宕起伏则离不开戏剧化的设计。此文以简炼的语言捕捉有典型意义的细节,通过描述人物的动作、神情、口吻,来显示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小说主要是写石崇,却先从写王恺入手。先写王恺是皇亲,晋武帝常常帮助他,曾经把一个二尺来高的珊瑚树赐给王恺。那珊瑚树枝条繁茂,高下疏密有致,世上很少有能和它相比的。当王恺把这件珍奇宝物拿给石崇看时,石崇却“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这实在是个戏剧性很强的情节,既突出地表现了石崇的骄纵成性,又使故事顿生波澜。对此一击,王恺自然很惋惜,又以为是石崇嫉妒自己的宝物,因而说话的声音和脸色都十分严厉。但是,又是出乎意料。石崇说:“不值得遗憾,现在就还给你。”于是叫左右把自己的珊瑚树全部取来,其中“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采溢目者六七枚”,像王恺那样的就更多了。王恺终于“惘然自失”。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对比所产生的“反差”效果。它有助于渲染气氛,突出人物性格,突出题旨。应当指出的是,小说的编写者对类似石、王争豪的描写,其目的并不是揭露士族的丑闻,甚至有或多或少的欣赏态度,但毕竟在客观上为后世留下了魏晋士族思想和生活的实录。纵观历史,晋代国力并不强,国家并不强,但是那些豪门贵族在利用权势,巧取豪夺,搜刮盘剥,穷奢极侈上却表现得特别集中而充分。《晋书·石崇传》上记载了石崇与王恺更多的争豪斗富的情况,如:“恺以��澳釜(用麦芽糖水洗锅),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屏幕)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无论是史书上的记载,还是《世说新语》中的描述,我们看到的是贵族豪门的凶残和冷酷,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封建社会和政治的黑暗和腐朽。现实性是微型小说的生命力所在。《世说新语》值得鉴赏的意义也在于此。

民为贵。推荐。爱诗词网。《孟子》孟子曰:“民为贵②,社稷次之③,君为轻④。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⑤,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⑥,则变置⑦;牺牲既成⑧,粢盛既洁⑨,祭祀以时⑩,然而旱干水溢(11),则变置社稷。(12)”〔注释〕①本篇节选自《孟子·尽心下》。体现了孟子的仁政和民本思想。②民,民众,百姓。贵,贵重,重要。③社稷,指国家。社,土神。稷,谷神。古时建立国家必置社稷神庙以祭祀崇奉。因此以社稷代表国家。之,指民众,百姓,即指代上句的民。④君,君王,君主。轻,轻微。⑤是故,因此,所以。丘民,民众。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曰:“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丘,众也。⑥危,危害,危及。⑦变置,更立,更换。变,更也。置,立也。⑧牺牲,用以祭祀的动物。既,已经。成,肥壮。牺牲以肥壮为贵,肥壮代表牺牲的长成。⑨粢盛,祭品。祭祀用的黍稷叫做粢,装在器皿中的食物叫做盛。洁,清洁,洁净。⑩以时,按照时令。(11)然而,然为代词,指上文;而,连词,表连接。然而,即使这样,但仍有的意思。旱干水溢,指水旱灾害。(12)“牺牲”五句意为,牺牲已经肥壮,祭品已经洁净,祭祀也不失时令,但仍有水旱灾害,就更换土神谷神。〔分析〕孟子早年曾游学齐、魏、滕等诸侯国,见过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也曾受到礼遇,有过“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滕文公下》)的显赫时刻。但是由于孟子主张的是实行“王道”、提倡“仁政”,极力要求统治者以恻隐之心推恩爱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因此,这就与各强国诸侯“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野心格格不入,他的学说也被认为“迂阔而远于事情”而终不被采纳。在《民为贵》一章中,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并且认为如果诸侯危害国家,社神、稷神接受了祭祀而仍使百姓遭受旱涝之灾,都可以变置改立,反映了孟子较强的民本主义思想。这在当时无疑是大胆而进步的。但是,孟子“民贵君轻”的观点,并不是他把老百姓的地位看得比君王高。因为孟子哲学思想的中心是“性善”论,政治思想的核心是“行王道,施仁政”。他认为君王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要努力使百姓生活安定,如果得到百姓的归随,好像水向下奔流,谁也不能阻挡(《梁惠王上》)。桀和纣丧失天下,正是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失去了民心(《离娄上》)。假如君王能够推恩爱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统治天下就会像在手掌中转动东西那样容易(《梁惠王上》)。所以,“民贵君轻”的实质还是为了维护君王的统治。他那“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和“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且“民为贵”也仅是要求统治者给老百姓一个“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儿,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不致饿死”的基本生活条件。故而我们在看到孟子重视人民的生存权利,把民心看作得天下的重要因素所具有的进步意义的同时,也应看到他“民贵君轻”的历史局限性。孟子散文的风格特色是气势磅礴,感情充沛,读来使人感到一气呵成,淋漓痛快。本文同样也体现了这种风格,语言虽然简练,但表达意思很充分,有个性,有感情,有锋芒。〔评说〕朱熹《孟子集注》:“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李贽《四书评》:“劈头说来似太奇,细说来又甚正,只是有识故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