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必慎其独

隔叶黄鹂空好音。推荐。爱诗词网。【诗句】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出处】唐·杜甫《蜀相》。【意思】衬映着石阶的绿草独占春色，树叶丛中的黄莺徒然发出好听的鸣声。隔叶：被树叶遮掩。黄鹂(lí)：黄莺。【赏析】碧草掩映着台阶，也不过自为春色。隔着花叶传来黄鹂的啼啭，也只是空有好音。这里描写的是诸葛丞相祠堂的景色。碧草萋萋，本是一派迷人的景色。黄鹂婉转，也容易惹人兴味无穷。然而虽有碧草、黄鹂为祠堂增色，可诸葛亮人早已不在，且此地缺少对诸葛亮瞻仰的游人，所以诗人怅惘、凄婉之情油然而生。“自”、“空”两个虚字下得极妙。【用法例释】用以形容庭院、树林等地草树碧绿，鸟儿自鸣，十分静寂。[例]何妨模糊一点，就将墓园内的这片土地视为诸葛亮魂归之处吧。这片土地确实太清寂。虽然除了我还有几位游客，也冲淡不了这清寂的氛围。杜甫咏成都武侯祠的“映阶碧柳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可成为这里的写照。(韦翰《汉江行》)【全诗】《蜀相》.[唐].杜甫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鉴赏】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春，杜甫初到成都前去南郊武侯祠瞻仰诸葛亮时所作。首联：“蜀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诗人以自问自答方式起兴，点出武侯祠所在地在锦官城外南郊之地，再以“柏森森”以状祠堂之蓊蓊郁郁。之所以选写“柏树”，相传为诸葛亮手植。这是写远望之景。颔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诗人来到祠堂，既不写文臣武将之塑像，也不写楹联之精美，仅突出“映阶碧草”和“隔叶黄鹂”两意象，意思是说诸葛亮已成古人，现在只有阶下的春草自绿，树丛中的黄鹂徒然发出好听的叫声。“自”与“空”写出了在明丽春光中的一片寂寞荒凉之感，深化了诗人对诸葛亮的仰慕和感物怀人之情。颈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承接上联的慨叹，转入对诸葛亮功绩的追述。“三顾频烦”显刘备的礼贤下士;“天下计”见诸葛亮的雄才伟略。即他在《隆中对》中设计的据荆州、益州，内修政理，外结孙吴，待机伐魏，统一天下。而“两朝开济”写出了诸葛亮呕心沥血，尽忠蜀国，鞠躬尽瘁的精神。尾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诗人在唏嘘追怀之后，生发感想：像这样一位忠心报国的人竟大业未成就死掉了，以致使后代仁人志士感到惋惜、伤心流泪。杜甫早有“致君尧舜上”的匡世之心，但报国无门，故在诸葛亮祠堂前倍感痛惜。宋朝抗金英雄宗泽，临死时也背诵此二句，可见千载英雄，均有同感!全诗措词肃穆，沉郁悲壮，充分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的敬仰和惋惜之情。心酸鼻语，堪称千古绝唱!

浪史。推荐。爱诗词网。浪史清啸风轩藏版本《浪史》扉页书影日本素白纸抄本《浪史》正文书影明代白话长篇艳情小说。又名《巧姻缘》、《浪史奇观》、《梅梦缘》、《湖山外史》。四十回。题“风月轩又玄子著”,其真实姓名不详。成书于明万历中后期。现存主要版本有日本素白纸抄本,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日本奚疑斋抄本,藏大连图书馆;清啸风轩藏版本,藏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日本千叶掬香、吴晓铃;清光绪木活字本,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清末京报房活字本;民国红豆书屋“玲珑本聚珍小丛书”排印本;民国上海书局排印本;1926年铅印小本,藏南京图书馆。1985年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影印上海书局排印本,1995年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思无邪汇宝”排印日本素白纸抄本。元朝至治年间,浙江钱塘有位秀才,名叫梅素先,字彦卿,惯爱风月,人称“浪子”。其父因得罪当朝铁木御史,罢官还乡,不久夫妻双亡,只留下浪子及一个继女俊卿,相依度日。一日清明,浪子带男宠陆珠出游,偶遇王监生娘子李文妃,美若天仙,浪子顿时神散魂飞。次日,请来待诏张婆子,贿银五两,托她设计与文妃通情。恰文妃也有此意,遂遣丫环春娇用钱买通后门的赵大娘,令浪子匿藏赵家,趁王监生外出之际,两人幽会偷情,狂欢整夜。两月后,浪子再至赵家探讯,适逢王监生在家,遂留宿赵家,与守寡的赵大娘苟合,并诱奸其女妙娘。浪子时常在外厮混,其妹俊卿独守空房,十分寂寞,见陆珠相貌英俊,芳心暗动;而陆对美貌的俊卿也早萌异心,于是,趁中秋夜浪子外出之机,两人私通。文妃曾经说起有个表姐潘素秋,姿容绝世,守寡在家,浪子暗记于心。后他体虚成病,只好留家调养。文妃便日夜缠住丈夫不放,未及二月,王监生即一命呜呼。浪子身体稍一复原,立刻就派陆珠四处去寻访潘素秋。访着后,他来到潘隔壁的钱婆婆家,许以一百两银子,请她从中串通。钱婆早知潘素秋年方青春,难耐寂寞,便设法引动潘的欲火。果然不出所料,潘素秋听取了钱婆的巧言,允与浪子私通。素秋与浪子欢合,伤耗了身子,后奄奄成病而亡。浪子离家后,陆珠和俊卿亦日日交欢。浪子归家后,经陆珠安排,表兄妹两人将错就错,成就一夜风流事。浪子重与文妃幽会,又以巨款疏通王姓家族关节,将其娶回家中,终日和陆珠、文妃三人一床同欢,呼陆珠为“闰哥”。是时,妙娘已嫁富商,赵大娘则病死。一日,淮西濠州司农铁木朵鲁来书相请,浪子依依告别文妃,收拾起程。文妃在家与陆珠白日纵欲于荷花池,致使陆珠受了风寒,不久病死。浪子至铁木家,相见甚欢,摆酒痛饮,铁木朵鲁命自己的娘子安哥作陪,浪子与安哥一见钟情,眉目传情,互赠诗词。浪子先与安哥的丫环樱桃、文如、春莺通奸,后再与安哥宣淫。铁木朵鲁却不恼怒,原来他已看破红尘,正准备辟谷入山,修炼黄老之术,竟把万贯家财以及娘子安哥都送给浪子。浪子喜出望外,择日返家将文妃接来同乐,途中驻舟,他登岸散步,惊遇《西厢记》中的崔莺莺、郑恒夫妇,崔氏苦陈冤情。自此,浪子和文妃、安哥以及众多侍妾丫环,轮番作乐,淫欲无休。两年之后,浪子中了进士,却不听选官,在家中与娇妻美妾,无日不饮,无日不乐,逍遥快活,人称“地仙”。忽有一天,浪子想到物极必反,今日之荣华富贵,终有尽期,遂作归隐之计,率全家遁入深山,遇一仙翁,竟然就是铁木朵鲁。在其点化下,浪子也开始修炼道术,自号“石湖山主”,后举家皆成正果。

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

破匈奴。推荐。爱诗词网。(节自《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①,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②。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③,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④!”匈奴每人,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⑤。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⑥,李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岁余,匈奴每来,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⑦。复请李牧,牧杜门不出⑧,固称疾。赵王乃复强起使将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许之。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⑨。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佯北不胜⑩,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11),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12),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译文】李牧是赵国北部边防的优秀将领,经常驻防在代和雁门两郡,以防备匈奴入侵。并因实际需要,可以自行任命地方和军中官吏,所收得的租税都纳入李牧军中的办事机构,作为养兵的经费。每天宰杀好几头牛供给军士食用,军士们练习射击、骑马,小心把守着警报台,多多地派遣侦察敌情的人员,优厚地对待战斗人员。发出约束命令:“匈奴一旦侵入边境来抢夺,我们应立即把人马物资收拾起来,退入堡垒中固守。如有人胆敢去捕捉匈奴就处斩。”每当匈奴侵入,烽火台就报警,全部人马都迅即进入堡垒,不敢出战。这样过了好几年,军队也没有什么损失。然而,匈奴认为李牧胆怯,即便是赵国守边的官兵也认为我们的将帅太胆小了。赵王责怪李牧不出兵应战,李牧依然如故。赵王很气愤,将李牧召回,用其他人代替为将。之后一年多,每次匈奴来犯,都出兵与匈奴作战。出兵应战,屡次战败,伤亡损失很多,使得赵国的边民不能耕田放牧。于是,赵王又请李牧做边将,李牧闭门不出,坚持说自己有病。赵王便强行派遣李牧带兵守边,李牧说:“大王你必定要用我,那就要允许我像以前那样做,才能接受你的命令。”赵王允许了他的要求。李牧到了边关,像从前一样约束官兵。好几年来,匈奴都没有从赵国得到什么,始终认为李牧胆怯。守边将士得到许多赏赐而不使用他们,他们都愿意为国一战。于是,李牧便为作战,挑选出合格的战车一千三百辆;挑选出合格的骑兵一万三千人;挑选出曾获过百金之赏的勇士五万名;能拉硬弓的善射之兵十万名,并把这些入选的人、马、车辆全部组织起来,进行作战训练。然后,在边境大肆放牧,放牧的百姓遍布边境的田野。匈奴人用少量的人马侵入抢劫,李牧假装打不赢而败走,并把几千人丢给匈奴。匈奴的君主听到这一消息后,便大举领兵来入侵赵的边境。李牧多用奇特的战阵,向敌左右两面包抄攻击,大败匈奴,杀死匈奴十多万骑兵。灭掉了襜褴族,打败了东胡族,降服了林胡族,单于败逃远奔。在这之后的十多年里,匈奴不敢靠近赵国的边境城邑。【鉴赏】本文记叙了赵国良将李牧保卫边疆,大破匈奴的战绩。歌颂了李牧不急功,不近利,不逞匹夫之勇,不计个人得失,甚至不惜触怒赵王而罢将丢官,一切以战事为重,一切以护边为重的爱国精神。塑造了貌似“不敢战”,实则英勇善战,貌似“怯弱”,实则大智大勇,匈奴“小入”则“佯北不胜”,匈奴“大人”则“大破大胜”,善为奇谋,独具风采的良将形象。通篇用“赋”的手法,轻描淡写,平实道来,然淡中有浓,平中有奇。平实的陈述与李牧“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的丰功伟绩,形成强烈的反差,鲜明地托出一代良将的形象,可谓以平凡显神奇,以淡泊寄至味。文章还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先写李牧“不敢战”,匈奴“以李牧为怯”;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也因此责备李牧,并“使他人代将”。一抑再抑,李牧之“无能”似乎已登峰造极。但结果是,代他为将之人,以匹夫之勇“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这与李牧原来守边时的“数岁,亦不亡失”形成鲜明对比,反衬李牧以“不战”为战的策略的英明,这是一扬。最后,赵王不得不再请李牧“将兵”,李牧仍按“如前”之“故约”带兵,抗击匈奴。果然,“匈奴数岁无所得”,这是二扬。最后,李牧训练精兵,布杀阵,诱敌深入,待匈奴“大率众来入”之时,“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这是三扬。这种以“怯”写勇,以“抑”写“扬”,以“不敢战”写“大破之”的手法,使李牧的形象特别突出,独具异采。同时,以李牧的赫赫战功说明他不是真“怯”,而是一种麻痹敌人的奇谋,有力地呼应了开篇的“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使文章首尾完整,浑然一体。

文章千古事。推荐。爱诗词网。【诗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出处】唐·杜甫《偶题》。【意思】写文章是流传千古的事业，但其中的甘苦得失只有作者心里明白。文章：诗和文章。千古事：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寸心：内心。【意思2】寸心：内心。此联的意思是：写文章是流传千古的大事情，文章的优劣成败作者自己心里完全清楚。后用来说明文人应该有一种自知之明的心态。【用法例释】用以说明写诗作文或创作其他作品，能够立身扬名，传之后世，但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甘苦得失，只有作者自己知道。[例1]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因为是“千古事”，所以必须认真严肃，同时由于改得好或改得不好只有“寸心知”，所以写作品的人和改作品的人之间，必须要有一种善意的、平等的、互相切磋求教的态度和关系。(夏衍《生活·题材·创作》)[例2]他先后去崂山二十多次，爬了几十座主要的山头，常常从日出画到日落，共得画稿百余幅。《崂山写生画展》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绘画又何尝不是如此?(纪宇《海之旋律》)

座中泣下谁最多。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出处】唐·白居易《琵琶行》【意思】这当中哪一个哭得最悲酸?江州司马的眼泪啊，湿透了青衫!司马：官名。白居易曾贬官为江州司马。唐代属文官八、九品，品服用青色。比喻极度悲伤。【例】元·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三折：“淋漓襟袖啼红泪，比～更湿。”‖她经不起打击，遇事总是～。【全诗赏析】《琵琶行》的主要描写对象是琵琶女。诗中描写她是一个技艺高超的音乐演奏家，因此整个诗中的思想感情，都是围绕着音乐的演奏来表现的。音乐是人物出场的引子，是倾诉衷肠的手段，又是引起另一失意者沦落之感的媒介。因此，整个诗的情节安排和进展，诗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感情的表露，都是结合着和伴随着铮铮然的乐曲进行的。浓烈的音乐气氛，对音乐的生动描写，是该诗艺术上的突出特色。从构思上说，它的情节安排和进展，环环相扣，紧密相接。全诗从诗人“浔阳江头夜送客”发端，在秋风萧瑟的送别场面中，作者特别点出了“举酒欲饮无管弦”的遗憾。这既暗示了主人乃是一个深嗜音乐者，又为琵琶女的出场做了铺垫。“忽闻水上琵琶声”，在“千呼万唤”的殷勤召唤下，琵琶女出场了。诗人正面描写了她弹奏乐曲的情景，用诗的语言来形容繁音促节的乐声，用乐声的疾徐起伏揭示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为她的诉说身世作了音乐性的渲染。琵琶女的乐声和凄苦的自诉深深地打动了诗人，而诗人的同情和诉说竟又反转来激起了琵琶女更为凄苦、激荡的感情。而白居易的泪湿青衫，不单是由于他的多情，更主要的还在于诗人心中有忧国忧民的政治苦闷，这种感情比起任何单纯的个人不幸来说，更为深沉、激越。《琵琶行》的高度艺术技巧，还突出地表现在作者熟练地驾驭语言的能力上，尤其是在对音乐的描绘上。为了把无形的、动人的乐声传达给读者，诗人运用了许多新鲜、贴切的比喻来形容乐曲的声响和急缓不定的音乐旋律，从而令人如闻其声，如感其情。特别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一语，既形容了声响的轻重交错，又给人一种清脆圆润、和谐悦耳之感。除了对乐声的直接描摹，诗中还着意描写了演奏者的情态、动作，以及听乐者的感受，从而表现了难以捕捉的音乐形象，传达了乐曲的感情。而这又是直接为表现和深化作品的主题思想——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不平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