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柴古诗

论他妈的。推荐。爱诗词网。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简单：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兽。前年，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里，车夫便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诺威人Ham-sun有一本小说叫《饥饿》，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Gorky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也没有这骂法。惟独Artzybashev在《工人绥惠略夫》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但其时他已经决计为爱而牺牲了，使我们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气。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这实在太费解，——由我的眼光看起来。那么，俄国也有这类骂法的了，但因为究竟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所以光荣还得归到这边来。好在这究竟又并非什么大光荣，所以他们大约未必抗议;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国的阔人，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骇死的。但是，虽在中国，说的也独有所谓“下等人”，例如“车夫”之类，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类，则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予生也晚”，赶不上周朝，未为大夫，也没有做士，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从“国骂”上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者，恐怕还因为到底未曾拉车，因而也就不免“有点贵族气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国骂”了;但也不然，阔人所赏识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尝以为“花之富贵者也”?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厉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罢了!还没见过什么“妈的”怎样，虽然也许是士大夫讳而不录。但《广弘明集》(七)记北魏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则颇有可以推见消息的地方。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邢子才的话虽然说不定是否出于愤激，但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势位声气，本来仅靠了“祖宗”这惟一的护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毁，便什么都倒败了。这是倚赖“余荫”的必得的果报。同一的意思，但没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妈的!”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该从此有些难定了，但偏还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进“上等”去。刘时中的曲子里说：“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体呼，声音多厮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个细数：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开张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何足云乎?!”(《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三)这就是那时的暴发户的丑态。“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辈一样，言行都很温文尔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聪明的，早已看穿了这鬼把戏，所以又有俗谚，说：“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他们是很明白的。于是他们反抗了，曰：“他妈的!”但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析】在鲁迅杂文中，《论“他妈的!”》可算得上是一篇奇文妙文。奇在论题奇怪，专论一句骂人的俗语;妙在立论高妙，谐趣无穷，对这句粗话的流传地域、演变发展的沿革、内在的深层含义论证考辩得详博而又精微。鲁迅还运用比较的方法，与日、俄、德国同类的骂法相比较，显示出中国“国骂”的别出心裁，自有深意。本文亦庄亦谐，机智锋利，由此，剖开了高门巨族的精魂，在戏谑性的嘲讽议论中透露出作者睿智而深沉的思考，显示了鲁迅杂文特有的幽默、冷峭、精警、奇崛的语言风格。首先，从流传的广泛和使用的频率，鲁迅断言“他妈的”乃是中国的“国骂”。因为只要中国人足迹所至，就能听到这句骂人的粗话，其使用的遍数未必比客气的问候用语“您好呀”为少。如果在骂人的恶语中进行评选，那么这句话必定夺魁;居“国骂”之位而并无愧色。但“国骂”也有变化，有发展，在浙东的骂法只限制于骂“妈”，那原话大概是“你妈妈的”。但当它流传开来以后，骂的对象就更为广泛而普遍了，“上溯祖宗，下递子孙”，不仅辱及女性，而且普及同性的男儿，最后甚至施之于牲口兽类。残暴的性行为可以施之于同性、异性，长辈、幼辈，甚至异类的牛马牲口，这就是这句“国骂”的含义，难怪鲁迅要引用庄子的话，表示“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便是银河系里的亿万颗星星，从数字和分布上也比不上这句粗话流传使用的广泛性和普遍性。那么，从比较的角度看，外国的“国骂”又如何呢?鲁迅就哈姆生和高尔基的作品进行考察，发现他们写下等人的小说中没有这一类的骂法，仅从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发现一例，即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而这句话在该书的日文、德文译本中都难以翻译：“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不仅费解，而且那含义也隐僻浑沦得莫名其妙，与亚拉借夫的原话大相迳庭。比较的结果，说明仅只俄国有这类骂法，但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流传也不如中国广泛，所以还得承认它是中国的“国骂”。它的发明权和使用权理应归属中国。其次，对于“国骂”的内容，鲁迅觉得不便阐释，写在纸上恐伤大雅，就委婉曲折，旁敲侧击地加以点评。这话只出于“下等人”之口，是林纾者流所贬斥的车夫们的口头禅，上等人“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即使是未为“士大夫”的作者，也只能改头换面，并不能放笔直书，其办法就是删掉这句骂人粗话之前表示性行为的一个动词，削去最后直指女性生殖器的一个名词，又将第二人称的“你妈”二字改为第三人称的“他妈”。这样一理解，“国骂”的内容就昭然若揭了，但此话并不通用于上等人，似难称为“国骂”。不过牡丹为“国花”，也只是阔人赏识，帝王封赠，下等人并未读过周敦颐的《爱莲说》，何尝承认牡丹是“花之富贵者也”?以此类推，则“他妈的”作为“国骂”与牡丹被称“国花”，也是地位近似，旗鼓相当的。鲁迅的幽默，充溢在字里行间，处处露机锋，语语含讥刺，令人忍俊不禁。第三论及“国骂”的由来和动机。经鲁迅查考，这“他妈的”不见经史上记载，史书上记载的骂人毒语，“役夫”、“奴”、“死公”等都是把对方贬为奴仆、贱隶或死人，“老狗”、“貉子”则是贬人为兽。辱及先人的咒骂，则有齐威王骂周王的“而母婢也”，译成白话是“你妈是个大丫头”;还有陈琳为袁绍写的讨伐曹操的檄文，骂曹操是“赞阉遗丑”，是指曹操之父曹嵩过继给太监中常待曾腾为子，骂曹操是阉臣人家的后代。这二例虽意存轻蔑，但可能都是写实，不过揭了其母的老底，在专重门第的社会里是一种贬辱对方的厉害手段。“他妈的”一语直接凌辱对方的母亲，更为恶毒，为什么不见于史书呢?也许是士大夫不愿有伤大雅，故意讳而不录。但为什么产生这句“国骂”?鲁迅从《广弘明集》上的记载推想出其中的奥妙，邢子才认为妇人必不能保住贞节，因此，祖先和后代都不能保持纯正的血统。他说好友王元景不一定姓王，说自己不一定姓邢，因为决不能保证以后的五代人都有纯正的血统。这件事说明高门贵族对于血统的重视，但他们内部的混乱的性关系却又常常破坏了这理应保持的血统。口讲仁义道德而行为蔑礼败德，常常是阀阅世族的特点。下等人看透了这一点，就发明了“他妈的”来攻击高门世族，暴露其中的丑恶与卑劣。鲁迅深入分析了西晋北魏时贵族大重门第和被压迫的庶民对门第阀阅的仇恨心理。司马氏建立的西晋王朝，实行九品中正制，严格士族的等第区分，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以维护贵族官僚特权阶层的世袭统治。只要是高门贵胄家的子弟，即使蠢如酒囊饭袋，也不失清品，得做高官。东晋承西晋余荫，门阀制度也发展到了顶点，高门士族编订了“百家谱”，决不与庶族通婚。北方虽然处于异族统治下，拓跋氏建立北魏王朝，但汉族中的士人“却更其发狂地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生怕寒门庶族窜入，乱了他们的血统。他们的子弟往往骄贵恣肆，堕落腐化，毫无才能，完全凭祖宗福佑，承袭余荫做官。“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做仇敌”，一句“他妈的”既表示出对高门贵胄门第的蔑视与仇恨，又隐含着要辱及他们的先人，采用强暴的手段发泄仇恨，破坏他们血统的复仇愿望。被压迫的庶民的报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瞄准人家的血统，要侮辱人家母亲的战略却是奇特、怪诞而且狡诈的。鲁迅说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是一个卑劣的天才，褒中有贬，既肯定这种战术“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因为毁及祖宗，伤害了高门巨族的体面，也撕破了他们所赖以保全自己的唯一护符。但是，从动机到手段，这种骂法与想法都是卑劣的。“国骂”的流传，自然没有伤及高门贵族的一根毫毛，但却显示出骂人者品格的卑劣和怨仇的深重，自然，想在心造的幻梦中占别人的便宜，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对于“他妈的”一语的发展和运用，鲁迅接着从历史的发展和封建王朝的后代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唐王朝建立以后，以李渊、李世民为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为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限制豪门贵族，重视和照顾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许多庶族出身的读书人通过科举走入仕途，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金朝和元代都是异族入主中原，对宋朝贵族的打击十分厉害，“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严格的等级和门第限制自然不能照原样维持下去，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这就是暴发户的兴起。鲁迅引用刘时中的散曲，生动刻画了那些暴发户的丑态：一经发迹，便附庸风雅，取了许多表字名号，想削尖脑袋钻进上等人的队伍中。卖米的谐音于“粮”号子良，卖肉的化脯为甫字仲甫，卖饭的盼客人吃饱就祝君宝(饱)，磨面的终以罗筛筛面得到麦夫，所以取表字为德夫。当他们未发迹之前，自然出口粗俗，“他妈的”随时挂在口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取雅号，修家谱，与豪门联宗，寻名儒和名臣为始祖。一方面，从血统上来寻求高贵的渊源，另方面，又从言行举止上装出一副文雅高贵派头，以掩盖自己的粗俗鄙陋。被压迫的民众看穿他们的这套把戏，就用“他妈的”作为武器，对这些“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的伪善者进行猛烈的攻击。暴发户代代皆有，于是，“他妈的”也就不绝于世了。对于这句“他妈的”，鲁迅既承认它产生的合理性和它所包含的丰富的阶级的历史的内容，又严肃指出它的目的和手段的卑劣。鲁迅认为，不论是别人和自己的祖宗的旧荫和余泽，都应蔑弃或扫荡，因为靠祖宗吃饭总不是光采的事。至于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即使只是在幻想中取得做别人祖宗的光荣，也总是十分卑劣的。至于要施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以强暴的性行为去搞乱人家的血统，即使只是乘机施行，更是十分卑劣的行为。因此，国骂“他妈的”不论从动机和目的上，都显示出民族的劣根性。但鲁迅又清醒地看到：“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这种状况如不改变，产生国骂的阶级基础依然存在，无数有声或无声国骂就永远围绕在全社会的上下和四旁，国骂不绝于耳，就说明阶级的对立是何等严峻与尖锐，“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如果在革命的风潮席卷大地时，那么，被压迫的民众就不会只用国骂来表示反抗，而必然用刀和剑来进行清算了。篇末论“他妈的”一语的另外用法，举乡农父子吃饭时的对话为例，说明在特定的场合，在关系亲密的人口中，“他妈的”已经醇化为“我的亲爱的”，变成了表示惊异或叹服的口头禅。这就难怪阿Q深爱这“妈妈的”一语，在表示复杂的感情，如仇情、蔑视、惊异、叹服或热爱时，总是把“妈妈的”一语说将出来。这样，“他妈的”又变成万能的抒情体物写志的专用名词了。鲁迅对“国骂”的研究深入隐微，从中发出深厚的社会历史内蕴，并与中国人的深层心态联系起来加以剖析，给人以诸多启迪。因此，这篇文章的特点，就不是“谐趣”、“奇妙”等可以概括得了的。最主要的特点，正在于鲁迅以深刻的思想之光去烛照日常俗语，从中发掘出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内涵来。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鸣筝金粟柱。推荐。爱诗词网。【诗句】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出处】唐.李端《听筝》【意思】在华美的房舍前，她用洁白的手拔弄着筝弦;【全诗】《听筝》.[唐].李端.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注释】①金粟柱：上有金色小点花纹的筝柱，柱为架弦的码子，木制，桥形，立在筝的面板上，一柱架一弦，定弦时可左右移动以调节音高，弹奏时则将弦的振动传导至音箱，使声音得到美化和增强。②素手：洁白的手。玉房：闺房的美称。③二句意谓为了得到周郎的眷顾，故意常常拨错弦。《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记载，吴国名将周瑜，精通音乐，听人奏曲有误，就回头向那人望一眼示意，当时人说：“曲有误，周郎顾。”二句化用此典。【鉴赏】咏弹筝女郎诗。唐代李端作：“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金粟：形容筝的弦轴(俗称柱)精美华贵。玉房：对筝的安枕(俗称横木)的美称，此处代指筝。这首诗的主要内容是：窈窕淑女，纤纤玉手，拨弄着筝弦。为了能得到意中人的眷顾，她常常成心地拂错筝弦。末两句诗人用了一个典故：三国时吴国的周瑜，英俊潇洒，在24岁时即被任命为建威中郎将，且精通音律，人们美称之为周郎。周瑜喜欢听琴，每当他听到别人弹琴曲调有误时都会回过头去看上弹琴者一眼，故人们议之曰“曲有误，周郎顾”，后人又给他一个“顾曲周郎”的雅称。诗人细腻地写出了弹筝女郎的心理，通过她们“时时”拨错筝弦这一细节，巧妙地表现了她们对意中人无限爱恋的情意，筝也成了她们传达爱情的中介物。【鉴赏导示】清人徐增分析这首诗时说：“妇人卖弄身份，巧于撩拨，往往以有心为无心。手在弦上，意属听者。在赏音人之前，不欲见长，偏欲见短。见长则人审其音，见短则人见其意。李君何故知得恁细。”这一精辟见解可供鉴赏时参考。【鉴赏】这首小诗写一位弹琴女子为博取青睐而故意弹琴出错的情态，写得婉曲细腻，富有情趣。首句用“金粟”形容筝柱装饰华贵。作者一落笔就擒题，写装饰漂亮的筝发出了鸣弹之声，不只用笔简省，而且“先声夺人”，引起读者注意。第二句，写弹琴人。用“画龙点睛”法，只写她的纤纤“素手”在玉房(筝上安枕的地方)前摆动。通过这只灵巧洁白的纤手，人们可以想见其人的美貌和精湛的技艺。前二句合起来，好像一个特写镜头，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和充分想象的余地。三、四句，仍然没有描绘弹琴女郎的形貌，却借助细微的动作，透露了她别有心意的情思。这里诗人巧妙化用了“曲有误，周郎顾”这一典故，用“周郎”比喻弹琴女子属意的知音者。“欲得”二字，表明这位女子渴望看到意中人的顾盼;“时时”二字，强调她一再出错，显示故意撩拨的情态，表示注意到她的用心不在献艺博知音，而在其他。此诗的妙处在于诗人通过细致的观察，抓住了生活中体现人物心理状态的典型细节，将弹琴女子的微妙心理，一种邀宠之情，曲曲写出，十分传神。诗的写法像速写，似素描，对弹琴女形象的描写是十分成功的。【鉴赏要点】[1]名句：“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2]描写抓住细节，刻画形象、传神。[3]巧于用典。[4]形象鲜明。

谦卦。推荐。爱诗词网。(下艮上坤)《谦》：亨。君子有终。《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六二：鸣谦，贞吉。《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六四：无不利，谦。《象》曰：“‘无不利谦’，不违则也。”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注释〕　谦：卦名，象征谦虚、谦卑。　有终：有善终，有美好的结果。　天道下济：指日光往下照射，风朝下吹，雨向下降落。　地道卑：地的位置在天之下。上行：地气上升。　亏：损。盈：满。天道亏盈：指太阳到正午后开始倾斜，月满后渐亏。益：增益。谦：这里指低下者。(天道)益谦：指日从低位上升，月由缺渐圆。　变：毁。流：由上往下运动，增益低处，如泥、水降落到低洼处。　恶(wù)盈而好(hào)谦：憎恶盈满而喜好谦卑。　逾：逾越。　地中有山：谦卦上坤下艮，坤作地，而艮表山，地高于山，所以说“地中有山”，意为山本高而自立于卑微。　裒(póu)：取出。益：增补。　称物平施：称量财物的多寡而平均施舍于人。　牧：放牧，此处指约束、管理的意思。自牧：自我约束。　鸣：名声在外，有声望。鸣谦：即名谦，有名而谦，意为有美誉名声而不傲。　中心得：即心得中，言心得中正之道。　劳：(有)功劳。劳谦：意为居功不傲而谦虚有余。　(xuān)：明智。一说同“挥”，举止、行动，释为挥手、摆手而表谦虚之义。　以：因为。　用：以。利用：有利于。　不服：指不服王命之人。〔鉴赏〕　谦卦的卦象是下艮(象征山)上坤(象征地)，本来山高地低，现在山在地下，表示高大者自居于下位，是谦虚的表现。谦卦的卦名、卦象、卦辞和大多数爻辞，乃至《彖传》和《象传》的解释，都直接而明确地赞扬谦虚，一卦各个组成部分如此高度集中于一个抽象的概念，这在六十四卦中是罕见的。此外，谦卦的卦辞和六爻爻辞都言吉利，其中有一个“亨”，三个“吉”，三个“利”，如此大吉大利，在六十四卦中也是唯有此卦。谦卦的前三爻都为吉，据有高位的人，谦虚谨慎，能够度过任何艰险。他们遵循正道，虽有声誉，又有功劳，但居功不傲，万民敬服，结果都是吉利而有善终。后三爻稍次，但也无不利，小至一举一动，大到出兵征伐，都因虚怀若谷，克尽职守，遵循准则，而最后得到好的结果。由此可见，在远古时代谦的观念已经在中华民族的思想中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在他们看来，谦虚有百利而无一害，是人们求成功所必须的美德。在《周易》中，谦决不是故作姿态，也不只是事关个人礼貌这一类的小节。谦卦赋予它许多重要的涵义，其中主要有：第一，态度温和，恭敬，不粗暴，这是“初六”爻辞中“谦谦君子”所包含的意义。第二，“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即限制特权，实行平等。第三，“卑以自守”，即谦让，不争雄为首，不锋芒毕露。第四，“鸣谦”，即不急于表现自己，有美德不自矜，有美誉不自诩，有才华不自吹，讲述自己的品性和业绩始终保持低调。第五，“劳谦”，即不自满，既是由于有远大的目标，也是意识到成绩、功劳是依靠众人之力获得的。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谦这一观念中不自满、不自足的意义，《彖传》就是由此把握、发挥谦的观念的，进一步把它规定为万事万物最具生命力的状态，维护这种状态是宇宙运动变化的普遍法则。在它看来，世界是生生不息的万化之流，宇宙的生命力就表现在有无限广阔的运行空间和无穷的发展前途。谦就保证了这样的空间和前途。在人类看来，天在上，所以最广阔的运行空间是在它的下方；地在下，上方是它的发展空间。所以《彖传》说“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这里“下济”和“地道卑”的用语同老子的崇拜下位的思想十分相似，但是同老子的贵柔守雌理念毫不相干，其本意是讲天地之道都是谋求最广阔的发展空间。《彖传》的思想是，谦使人“卑以自守”就不会自满自大、故步自封、停滞不前，从而为人们打开了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彖传》还根据《周易》的物极必反的哲学来看待天地万物的运行过程，评价谦的作用。正是以否极泰来、泰极否来的眼光看，极盛就意味着将要走向衰落，而新生事物却有远大的发展前途。因此在《彖传》的世界图式中天地之道总是不利于“盈”、即“满”的方面，而有利于“谦”、即“不满”的方面。它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它把天地之道解释为以下为根本，着眼于下，倾向于下，特别重视新生事物，特别关注尚未完满的方面。把希望寄托于有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的方面。这样，谦就不只是一种个人美德，而是宇宙普遍法则的一种作用。在《彖传》中它已经突破伦理学的范畴，进入哲学的范畴。必须注意的是，《周易》推崇的谦的观念决不意味着自卑、退缩和无所作为。可能正是由于考虑到人们会从消极的方面理解谦的观念，《彖传》有意识地渲染低调的谦的神奇功用。它说天道“下济”却“光明”，“地道卑”却“上行”。谦不仅是一种崇高品质的表现，而且是同宏伟的抱负、不懈的追求、伟大的事业相联系的，并且终将获得巨大的成功，在精神上所达到的境界和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普通人难以逾越的，所以《彖传》说：“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退缩和无所作为是决不会有这样的结果的。谦卦把乾卦的自强不息的阳刚与坤卦的厚德载物的柔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谦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知足长乐”的思想在中国人中有很大的影响，虽然讲“知足”主要是为了克服人们的贪婪心理和反对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但是有保守倾向的人往往以“知足”的古训来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生活和工作态度辩解。但是，在中国古人思想中占有崇高地位的《周易》的谦的观念要求人们在精神上永远不自满，在任何时候都不满足于现状，不满足于自己在道德修养和事业上已经取得的进步，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抵消了“知足”思想的消极作用，使人们能够始终积极进取，奋发向上。

竹喧归浣女。推荐。爱诗词网。【诗句】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出处】唐·王维《山居秋暝》。【译注】竹林里传来喧闹声，洗衣服的村女们回来了;荷叶左右晃动，打鱼的小船穿过荷丛，顺水而下。浣：洗。莲：荷。上下句均为因果倒装的句式，这样更增加了诗的真实性和韵味，富有音乐美。意境清新，对仗工整，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用法例释】用以形容林中喧声闹语，行人欢步;水上草叶纷披，舟船穿行。亦用以形容乡村安宁祥和的生活情景。[例]“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今天的李坑可能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场景了……水乡的诗意也许只在我们这些看客浮光掠影的匆匆行走中才得以洋溢，而这里的年青一代，也许仅仅是为了将来不用尽日泡在水中用力摔打着衣服，不用终日播种捕鱼，纷纷离开了这里，到外面去寻找他们眼里更精彩的一切去了。(袖袖《乡关何处——婺源记游》)【鉴赏】竹林中听得一阵喧闹之声，那是浣纱的女子成群结队地归去。看那池塘中莲花微微一颤，是晚归的渔舟悄然而下。诗句描绘了日暮时分人们陆续离开山中的情景。诗人并没有直接看到他人的离去，而是调动各种感官展开联想：先是听觉捕捉到了竹林中的喧闹声，便明白这是浣纱女结伴归去;再是视觉觉察到池塘中莲花的轻轻颤动，便想到这是渔舟在池塘里渐渐飘远。这种别具匠心的写法，使得诗人和其他人不但没有照面，反而像是隔了一层无形的屏障。读来令人感到其他人的活动不仅没有对山中的宁静产生破坏，反而凸显了山中傍晚的幽静和诗人内心的平和。【全诗】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赏析】诗歌。作者王维。选自《王右丞集》。王维晚年信奉佛教，在蓝田辋川别墅过着闲适自得的隐居生活。这首诗描写了初秋傍晚雨后山村的美丽景色，表现了诗人对山居隐逸生活的喜悦之情。本诗的写作特色在于景物描绘。王维是盛唐著名的山水画家，他常是“以画法为诗法”的。他精心选取了最富特征的几个镜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运用朴实无华的素描笔法突出地表现，形成了明净的意境，留给了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其中动词的对举，也别具情韵。此诗被苏轼评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十分中肯。

欲寄彩笺兼尺素。推荐。爱诗词网。【名句】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注释与译文]彩笺，用来题诗或写信的彩色精美信笺。尺素，书写用的白色生绢，长约尺许，故称尺素。这里“彩笺”、“尺素”都是书信的代称。兼提二者，是表示寄情达意的殷切。两句的意思是，我想寄信给你诉说内心的思念和愁苦，可是你一去杳无音讯，而天地是这样的广阔，谁知你如今究竟在哪里呢?这两句词，表达了居家的思妇望远怀人而又难通音问的惆怅情绪，造语工巧，文字秀美。参考文献(宋)晏殊《蝶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