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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

匪徒颂。推荐。爱诗词网。诗歌。郭沫若著。写于1919年末。诗歌为抗议日本新闻界对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学生的诬蔑而作。诗人以热情的呼喊、愤激的反语,赞颂了古往今来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的“匪徒们”,对他们三呼万岁!充分体现了向旧传统、旧制度勇猛挑战的叛逆精神。其中对“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的歌颂,更显示了诗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对社会主义的朦胧向往。

东望都门信马归。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出处】唐·白居易《长恨歌》【翻译】君臣相顾泪成行，沿着京城的方向信马由疆。

文章千古事。推荐。爱诗词网。【诗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出处】唐·杜甫《偶题》。【意思】写文章是流传千古的事业，但其中的甘苦得失只有作者心里明白。文章：诗和文章。千古事：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寸心：内心。【意思2】寸心：内心。此联的意思是：写文章是流传千古的大事情，文章的优劣成败作者自己心里完全清楚。后用来说明文人应该有一种自知之明的心态。【用法例释】用以说明写诗作文或创作其他作品，能够立身扬名，传之后世，但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甘苦得失，只有作者自己知道。[例1]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因为是“千古事”，所以必须认真严肃，同时由于改得好或改得不好只有“寸心知”，所以写作品的人和改作品的人之间，必须要有一种善意的、平等的、互相切磋求教的态度和关系。(夏衍《生活·题材·创作》)[例2]他先后去崂山二十多次，爬了几十座主要的山头，常常从日出画到日落，共得画稿百余幅。《崂山写生画展》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绘画又何尝不是如此?(纪宇《海之旋律》)

自称臣是酒中仙。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出处】唐·杜甫《饮中八仙歌》。【意思】天子召见李白，他却不肯上船，仍然狂饮不止，嘴里还喊着“我是酒中的神仙”。天子：指唐玄宗。据载，玄宗曾泛舟白莲池，高兴之余，召李白前往写序。臣：官吏对皇帝的自称。【鉴赏1】原诗作者杜甫借这首诗描写饮中八仙，八位酒仙喜好杯中物者的事迹。“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两句诗是作者对李白的描述，由此可以明显看出：诗仙李白性情的豪放与潇洒。【鉴赏2】玄宗某日坐船游乐于江上，曾命令部下邀请李白上船共饮。其时，李白正在长安酒店饮酒，不但不肯遵命去谒见天子，并且很骄傲地回答：“我是酒中的仙人!”以此描写诗仙李白醉酒的情态，及其狂傲的性情。相传李白是个非常喜好喝酒的大诗人，只要喝过一斗酒，就能吟诗百篇。【用法例释】一、用以形容李白嗜酒成性，狂放不羁的性格。[例]但李白这个狂士早已勘破官场炎凉，乘酒兴，竟违旨拂袖离去。后来杜工部在《饮中八仙》的诗里才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名句。(张笑天、韦连城《睡美人之泪》)二、用以形容嗜酒者有酒便不顾其他的情状或酒后的张狂醉态。[例]狂酒论诗文，才知他酒量不小，且喝后醉态可掬，大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态势，李白是他的敬仰对象，于是“敢与李白拼千樽”成了他的名言。(一曲《写给他与自己》)【全诗】《饮中八仙歌》.[唐].杜甫.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解析】关于杜甫这首诗的重叠押韵问题，自宋代开始，常常被诗歌评论家们提起。胡震亨在这里举出汉代的七言古诗《柏梁诗》，批评蔡绦《西清诗话》和刘辰翁《集千家注批点杜诗》“古无此体”的说法是失于深考，他的批评是正确的。《东方朔别传》说：汉武帝曾在柏梁台上召集群臣赋诗，每人各写一句，共同创作了这首《柏梁诗》。此诗每句押韵，共26个韵脚，其中三次出现“之”和“治”，而“时”、“材”、“来”、“哉”也各出现了二次。不过早在宋代，王观国的《学林》卷八即针对此诗说：“子美古、律诗重用韵者亦多，况于《歌》乎!”在列举了杜诗中一些重叠押韵的诗例后，王观国又根据《古诗十九首》中《东城高且长》一篇以及曹植《美女篇》等诗中也有重叠用韵的情况，指出：“子美诗非创意为此者”，“古人诗自有此体格”。事实正是如此，一直到唐代，诗人们对于押韵，创作态度还是相当洒脱灵活的，他们并不以押韵中重复出现同一个韵脚为病，但这必须是服从内容和感情的需要，杜甫的这首《饮中八仙歌》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以诗中的贺知章和李白来说，前者掉在井中，居然就沉酣睡去，这一个“眠”字，突出了他醉后的狂放;后者醉卧酒家，连皇帝的召见也不予理睬，同一个眠”字，突出了他醉后的狂傲。这两个“眠”字，能用别的字来代替吗?胡震亨说杜甫“原似有意犯重”，换一个角度来说，那就是杜甫为了刻画笔下人物的醉态，“各极其平生醉趣”，以突出他们的性格，不以词害意，也不以韵害词，并不在乎韵脚的重叠。宋代以后，诗人们在押韵时，态度就远不如前代诗人洒脱了。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是以豪放旷达著称的苏轼，在《送江公著知吉州》诗中写下了“方将华省起弹冠，忽忆钓台归洗耳”，“簿书期会得余闲，亦念人生行乐耳”诗句后，因为韵脚重复了“耳”字，所以自己作注，声明：“二‘耳’意不同，故得重用。”虽然是同一个字，但一是名词，一是语气词，意义不同，所以不能认为是重韵。由此可见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是如何拘泥了。因此，杜甫这首诗的重叠用韵，才会长期成为他们议论的话题。不过他们在惊诧之余，终于发现了，在古体诗中，韵脚的适当重叠，倒是能表现出一种“错杂之趣”，而别有特色的。这就是杜甫叠韵成趣的《饮中八仙歌》给我们的宝贵启迪。

名岂文章著。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出处】唐·杜甫《旅夜书怀》。【意思】名声岂能是因文章而显著?做官老了，理应退休。【赏析】岂：难道。著：显著。我的声名，难道是想借文章而显著吗?我的官职，是该随我的老病而退休了。作者表示自己胸怀坦荡，并不把世俗名利放在心上。【全诗】《旅夜书怀》.[唐].杜甫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鉴赏】肃宗乾元元年关内大旱，杜甫举家迁移到成都，后由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严武推荐，任官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不久，严武病逝，杜甫在成都失去依靠，便乘舟东下，途经渝州(重庆)、忠州(今四川忠县)一带，此诗约作于永泰元年(765)。前半首写旅夜情景。微风轻轻地吹拂着两岸细草，月夜中一只桅杆高高的孤舟停泊着。这里的“细草”、“孤舟”已不仅仅是实景，而是寄托着杜甫当时凄凉的心境。接着，“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平野上空星星闪烁，如直垂大地，使平野更呈开阔;波涛汹涌中托出一轮明月，大江在激流中浩荡东去，好一派雄浑开阔的气象。象一首乐曲，开头是轻盈中微呈幽怨，接着奏出了阔远、悠扬的旋律，使读者进入到一个辽阔的境界。抑和扬，近景和远景，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夜晚景色。然而诗人写阔大的景色，只是用来衬托他当时孤寂的心态。和他在《江汉》中所写的“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一样，也是用开阔的景象来反衬他孤单无告的心境。诗的下半首是抒怀。“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一个人的名声卓著，难道是由于他文章写得好?年老多病，做官应是退休了。这两句诗写得很含蓄，对此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从深层来理解它。杜甫满怀经邦致世的抱负，但无法施展。所以，这两句诗实际上是杜甫内心深处的慨叹。也是在《江汉》中诗人写道：“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明明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满怀抱负的诗人，最后只落得象飘零在天地间的沙鸥一样，孤单无依。这正是杜甫当时生活、思想的写照。杜诗在语言的锤炼方面工力甚深，自称是“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往往一字一句有出人意外的神妙之处。如本诗中的“名岂文章著”的“岂”，就有多种意义：一是谦虚之词，似说世上的名实并不相符;二是说自己的名难道真是由于文章，这是徒有虚名而已;第三，也包含有认为自己的诗文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名声。所以就一“岂”字蕴含深广，耐人寻味。又如一向为人称颂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用一“垂”字，更显出平野之阔，用一“涌”字，则展示出一片银色月光随波而荡漾的生动景象。这是杜诗语言的精工、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