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身罗绮者 不是养蚕人

《希望》艾青。推荐。爱诗词网。梦的朋友幻想的姐妹原是自己的影子却老走在你前面象光一样无形象风一样不安定她和你之间始终有距离象窗外的飞鸟象天上的流云象河边的蝴蝶既狡猾而美丽你上去,她就飞你不理她,她撵你她永远陪伴你一直到你终止呼吸象征,是艾青艺术方法中的重要的一环。诗人情感意向的加入,使描述的对象随着主观情绪的发展而推移,转化为有丰富思想感情内涵的意象。《希望》所创造的意象惊心眩目,其显示的象征意蕴给读者以强烈的振奋。这首诗以人们最关注的人生“希望”为外在的中轴线,以“希望”距离的远与近为内在情绪的脉络,含蕴着作者辩证的理性思考。每个人都有心中的希望:希望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繁荣强盛,希望自己的事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希望建立一个美满、温馨的家庭,希望人们在共同的生活中相亲相敬、相助相依,希望早日和天涯友人聚首……。许多时候,希望似乎是那样渺远,远得像是梦幻,“象光一样无形/,象风一样不安定”,“象窗外的飞鸟/象天上的流云”;但是,有时候“她”又是那样相近,近得像跟在身边的影子,“老走在你前面”,“你不理她,她撵你”。“希望”简直“象河边的蝴蝶”,既狡猾,又美丽。这个希望实现了,新的希望又会出现。诗展现在你眼前的是,一组组白描和象征构成的意象,最后水到渠成,凝结成希望的光华:“她永远陪伴你/一直到你终止呼吸”。诗人选取了单纯而强烈的意象组合,在气氛的层层顺向叠加中渲染出勃勃的生机;诗的语言简单明了,表现了复杂的内涵,很有力度。它告诉人们永远追求希望,不要放弃,不要失望,最终会走进辉煌的希望的殿堂!艾青认为,“深厚博大的思想,通过最浅显的语言表演出来,才是最理想的诗。”(艾青《诗论·语言》)这是诗人数十年创作中一贯追求的美学原则。即使像《希望》这类哲理性很强的诗作,也是服务于他的质朴、鲜亮的艺术目标的。作者有意识地避免华词丽句,不故作奇曲,以明白的口语入诗,但同时又注意语言启悟暗示和内在张力,将丰富的思想内涵化在平淡、浅显、近乎白描的语言形式中,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如果我们真正读懂了陶潜、读懂了李白,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把艾青也称为中国第一流的大诗人呢?

春心莫共。推荐。爱诗词网。【诗句】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浪史。推荐。爱诗词网。浪史清啸风轩藏版本《浪史》扉页书影日本素白纸抄本《浪史》正文书影明代白话长篇艳情小说。又名《巧姻缘》、《浪史奇观》、《梅梦缘》、《湖山外史》。四十回。题“风月轩又玄子著”,其真实姓名不详。成书于明万历中后期。现存主要版本有日本素白纸抄本,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日本奚疑斋抄本,藏大连图书馆;清啸风轩藏版本,藏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日本千叶掬香、吴晓铃;清光绪木活字本,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清末京报房活字本;民国红豆书屋“玲珑本聚珍小丛书”排印本;民国上海书局排印本;1926年铅印小本,藏南京图书馆。1985年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影印上海书局排印本,1995年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思无邪汇宝”排印日本素白纸抄本。元朝至治年间,浙江钱塘有位秀才,名叫梅素先,字彦卿,惯爱风月,人称“浪子”。其父因得罪当朝铁木御史,罢官还乡,不久夫妻双亡,只留下浪子及一个继女俊卿,相依度日。一日清明,浪子带男宠陆珠出游,偶遇王监生娘子李文妃,美若天仙,浪子顿时神散魂飞。次日,请来待诏张婆子,贿银五两,托她设计与文妃通情。恰文妃也有此意,遂遣丫环春娇用钱买通后门的赵大娘,令浪子匿藏赵家,趁王监生外出之际,两人幽会偷情,狂欢整夜。两月后,浪子再至赵家探讯,适逢王监生在家,遂留宿赵家,与守寡的赵大娘苟合,并诱奸其女妙娘。浪子时常在外厮混,其妹俊卿独守空房,十分寂寞,见陆珠相貌英俊,芳心暗动;而陆对美貌的俊卿也早萌异心,于是,趁中秋夜浪子外出之机,两人私通。文妃曾经说起有个表姐潘素秋,姿容绝世,守寡在家,浪子暗记于心。后他体虚成病,只好留家调养。文妃便日夜缠住丈夫不放,未及二月,王监生即一命呜呼。浪子身体稍一复原,立刻就派陆珠四处去寻访潘素秋。访着后,他来到潘隔壁的钱婆婆家,许以一百两银子,请她从中串通。钱婆早知潘素秋年方青春,难耐寂寞,便设法引动潘的欲火。果然不出所料,潘素秋听取了钱婆的巧言,允与浪子私通。素秋与浪子欢合,伤耗了身子,后奄奄成病而亡。浪子离家后,陆珠和俊卿亦日日交欢。浪子归家后,经陆珠安排,表兄妹两人将错就错,成就一夜风流事。浪子重与文妃幽会,又以巨款疏通王姓家族关节,将其娶回家中,终日和陆珠、文妃三人一床同欢,呼陆珠为“闰哥”。是时,妙娘已嫁富商,赵大娘则病死。一日,淮西濠州司农铁木朵鲁来书相请,浪子依依告别文妃,收拾起程。文妃在家与陆珠白日纵欲于荷花池,致使陆珠受了风寒,不久病死。浪子至铁木家,相见甚欢,摆酒痛饮,铁木朵鲁命自己的娘子安哥作陪,浪子与安哥一见钟情,眉目传情,互赠诗词。浪子先与安哥的丫环樱桃、文如、春莺通奸,后再与安哥宣淫。铁木朵鲁却不恼怒,原来他已看破红尘,正准备辟谷入山,修炼黄老之术,竟把万贯家财以及娘子安哥都送给浪子。浪子喜出望外,择日返家将文妃接来同乐,途中驻舟,他登岸散步,惊遇《西厢记》中的崔莺莺、郑恒夫妇,崔氏苦陈冤情。自此,浪子和文妃、安哥以及众多侍妾丫环,轮番作乐,淫欲无休。两年之后,浪子中了进士,却不听选官,在家中与娇妻美妾,无日不饮,无日不乐,逍遥快活,人称“地仙”。忽有一天,浪子想到物极必反,今日之荣华富贵,终有尽期,遂作归隐之计,率全家遁入深山,遇一仙翁,竟然就是铁木朵鲁。在其点化下,浪子也开始修炼道术,自号“石湖山主”,后举家皆成正果。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清风明月苦相思。推荐。爱诗词网。【诗句】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馀。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出处】唐·王维《伊州歌》【意思】夜夜对着清风明月苦苦想念离家的亲人，亲人从军在外到处征战已十年有余。亲人啊，离家时我再三嘱咐你：归雁来的时候要常常往家里寄书信。【鉴赏】回想十年前送别从戎远征的丈夫的情景，千叮咛万嘱咐：当大雁南归时，可要多多寄来书信啊!这里采用逆婉的手法，追忆往事，更加深刻而细腻地表现了眼前的相思之苦。【全诗】《伊州歌》.[唐].王维.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馀。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鉴赏】读这首绝句，如听一个军属叙家常，话苦衷，没有什么难解的地方。但是要深入理解它、体味它，还得有点人生体验，要知道点时俗、时风。曹丕《燕歌行》有云：“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鸿雁辞归燕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燕子和大雁都是候鸟，春天从南方飞到北方，秋天从北方飞到南方。由北到南，所以说“归”。“雁初归”，指去年初秋时节。初秋时节，大雁回家寻求温暖，而自己的丈夫却在这个时候离开温暖的家从军远去。去年“离别”之时，是怎样的一番哀怨，可想而知。所谓：“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王维《伊州歌》)。现在，又到了“雁初归”之时，是该写封信去问问了。谢朓《玉阶怨》云：“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萤火虫在秋夜最为触目，它那闪闪烁烁的萤光在夜长人静时最容易勾引起少妇凄凉寂寞飘忽不定的感叹。头两句展现了思妇从去年初秋到今年初秋的痛苦与思念。由“雁初归”和“萤巳飞”构成了一个以日以夜，情意绵绵的、惆怅的感性世界，使人心潮起伏，浮想联翩。而秋夜“裁缝”的已不是妇女的“罗衣”而是战士的“征衣”了。唐代实行府兵制，战士多为农夫，而农夫又多是一些新婚不久的青年。战士所需寒衣，得由家人亲自裁缝寄出。所以，一到秋天，天气转寒，为战士赶制寒衣，就成了牵动着千家万户的一件大事。李白《子夜秋歌》有云：“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可是，现在从军战士的音信断绝，消息杳无，裁缝好了的寒衣还不知道寄往何处?青年夫妻天各一方，锦书难托，相会无期，这是怎样一幕令人心碎的人生悲剧呵!就语言艺术而言，整首诗取语质实，但能曲尽人情。这不就是司空图说的“性情所至，妙不可寻;遇之自天，冷然希音”的上乘之作么!

许地山 落花生。推荐。爱诗词网。点击进入：许地山《落花生》原文《落花生》是老作家许地山1921年所写的一篇著名的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这篇作品以平实清新的笔触，从花生的常见而有用，说到做人的道理，颇有哲理意味，寄寓着对现实人生的感触。文章开头就说出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觉得“让它荒芜着怪可惜”，便提议“辟来做花生园罢”。姊弟们一听“都很喜欢”表示对这一提议的赞成和拥护。接着作者只用“买种底买种，动土底动土，灌园底灌园”三个整齐的短句，形象、简洁的概括了种花生的全过程。最后写几个月后花生“居然收获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成果时的欢快、喜悦、兴奋之情。以后就写全家过收获节时的愉快的情景。尽管那晚上天色不大好，可是母亲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的茅亭举行，平时难得出场的父亲也参加了。这可以看出过收获节的重要和意义。在父亲的启示下，孩子们争说花生的好处。在大家谈的基础上，父亲开始谈花生的真正用处：把它和水果比较，它只是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这写了花生的内在之美。接着父亲又向孩子们说出花生的可贵之处，“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并借“我”的体会，进一步形象地道出做人的道理：“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这个主题是多么深刻、多么富有哲理意味，又发人深省。最后以“父亲底话现在还印在我心版上”结束全文，含意极其深远。后来作者便以“落华生”为笔名，以时时警策自己。《落花生》的立意很深刻，同时也非常巧妙。它托物言志，深入浅出，言近旨远，使人深受教育与启发。文章用朴实无华的笔调，毫无铺张地叙述童年生活的一个小小片断。从种花生写起，然后收花生，吃花生和议花生，处处扣紧题旨。文章主题是阐述关于做人的道理，所以种、收、吃花生都是略写，只用简洁的文字把这些过程记叙清楚。议花生是文章的重点，作者由吃花生很自然地引入议花生，并在赞美花生的时候，引出做人的人生哲理，点明题旨“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指“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言简意深。表明作者在竞逐高官厚禄、争名夺利、钻营成风的社会恶习下，洁身自好，不慕虚名的思想境界。这种以小见大，从平凡的事物中挖掘出不平凡的笔法，看似信笔所至，实际上结构相当严谨。有人说：“散文，朴素最美”。诚哉斯言。《落花生》是在迷人的朴素之中，展示那惊人的优美。它的语言清新自然，朴实含蓄。既没有冗长的叙述，也没有铺张的描写，作者只用一支白描的笔，娓娓地叙谈故事，勾勒了几个人物，写了人物的对话，人物的对话又具有独特的个性。母亲温和善良、勤劳朴实。姐弟们天真活泼，幼稚单纯。父亲循循善诱，慈爱严正。虽然每个人的话都只三言两语，但都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种朴素的语言，是真正的美在一种极其和谐自然的形式中的流露，是朴素与优美的辩证统一。这样的语言风格与平淡而又深刻的立意非常谐调。这体现了老作家许地山作品的艺术风格。这也就是《落花生》问世六十余年一直为人们所喜爱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