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有反哺之义

长河渐落晓星沉。推荐。爱诗词网。【诗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出处】唐·李商隐《嫦娥》。【译注】室内，残烛的光亮渐渐黯淡，云母屏风上笼罩着一层阴影，越发令人感到清冷。室外，银河逐渐西移垂地，寥落的晨星无言地陪伴着一轮孤月，也陪伴着永夜不寐的主人公。诗人借助环境氛围的渲染，表现了主人公孤清凄冷和不堪忍受寂寞包围的意绪。【全诗】《嫦娥》.[唐].李商隐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注释】1.云母：一种柔韧富于弹性的矿物，晶体透明，有类似珍珠的光泽。古代以其薄片装饰屏风、门扉等。烛影深：谓蜡烛越烧越短，幽暗的光影愈来愈大，暗示夜已很深。长河指银河。渐落：渐没，指银河向西移动，逐渐消失。2.嫦娥：古代神话中后羿的妻子，即传说中的月仙子。碧海青天：谓明月晚间从碧海升起，历青天而复入碧海。【全诗赏析】这是一首寄寓诗，幽美、窈渺而多义。或云悼亡，或云伤己之不遇，或云摹写女道士不能求偶的孤寂苦闷等等，此诗虽内涵多义，而无论其喻指对象为谁，也应该是一位与嫦娥生活处境类似的人物。前二句描绘主人公生活的环境和永夜不寐的情景。上句写室内，烛光黯淡，云母屏风上笼罩着一层深深的暗影，显得空寂清冷，她永夜独坐，内心能不感到黯淡孤寂?此句用冷屏残烛烘托其心境，尤为贴切。一个“深”字，更是道出了独坐之久，追忆之深。下句写室外，横空天河，渐渐西垂，将要消失;晓天的晨星，也慢慢隐没坠沉。此句用河落星沉暗示主人公永夜不眠，“渐”字状其时间流逝，“沉”字拟其低垂，既渲染了凄清的氛围，也暗合其情怀的凄冷和心情的沉重。后二句写主人公面对一轮孤月的遐想。仰望明月，联想孤寂清冷的嫦娥，年年幽居月宫，夜夜面对无垠的碧海青天，无法排遣孤独郁闷之情，能不深深后悔偷吃不死之药吗?这里写嫦娥的处境心情也就是写主人公的处境心情，二者互为映衬，情味更为浓郁。此诗含蓄蕴藉，寄托深远，情调幽美。诗人在黑暗现实的困境中，为了在精神上摆脱世间尘俗，追求高洁的境界，往往使自己陷于孤独的境地，不正是和月中嫦娥、入道女冠的处境心情类似么?无论是诗人抒发不得志的幽怨，还是写孀独女冠的孤凄，都与嫦娥高洁而孤寂的情景是灵犀相通的。诗中浓重的感伤之美最能引发清高文士的共鸣。此诗将嫦娥、女冠和诗人自己塑造成三位一体的艺术形象，技巧高妙，唯李商隐能之。

隔叶黄鹂空好音。推荐。爱诗词网。【诗句】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出处】唐·杜甫《蜀相》。【意思】衬映着石阶的绿草独占春色，树叶丛中的黄莺徒然发出好听的鸣声。隔叶：被树叶遮掩。黄鹂(lí)：黄莺。【赏析】碧草掩映着台阶，也不过自为春色。隔着花叶传来黄鹂的啼啭，也只是空有好音。这里描写的是诸葛丞相祠堂的景色。碧草萋萋，本是一派迷人的景色。黄鹂婉转，也容易惹人兴味无穷。然而虽有碧草、黄鹂为祠堂增色，可诸葛亮人早已不在，且此地缺少对诸葛亮瞻仰的游人，所以诗人怅惘、凄婉之情油然而生。“自”、“空”两个虚字下得极妙。【用法例释】用以形容庭院、树林等地草树碧绿，鸟儿自鸣，十分静寂。[例]何妨模糊一点，就将墓园内的这片土地视为诸葛亮魂归之处吧。这片土地确实太清寂。虽然除了我还有几位游客，也冲淡不了这清寂的氛围。杜甫咏成都武侯祠的“映阶碧柳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可成为这里的写照。(韦翰《汉江行》)【全诗】《蜀相》.[唐].杜甫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鉴赏】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春，杜甫初到成都前去南郊武侯祠瞻仰诸葛亮时所作。首联：“蜀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诗人以自问自答方式起兴，点出武侯祠所在地在锦官城外南郊之地，再以“柏森森”以状祠堂之蓊蓊郁郁。之所以选写“柏树”，相传为诸葛亮手植。这是写远望之景。颔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诗人来到祠堂，既不写文臣武将之塑像，也不写楹联之精美，仅突出“映阶碧草”和“隔叶黄鹂”两意象，意思是说诸葛亮已成古人，现在只有阶下的春草自绿，树丛中的黄鹂徒然发出好听的叫声。“自”与“空”写出了在明丽春光中的一片寂寞荒凉之感，深化了诗人对诸葛亮的仰慕和感物怀人之情。颈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承接上联的慨叹，转入对诸葛亮功绩的追述。“三顾频烦”显刘备的礼贤下士;“天下计”见诸葛亮的雄才伟略。即他在《隆中对》中设计的据荆州、益州，内修政理，外结孙吴，待机伐魏，统一天下。而“两朝开济”写出了诸葛亮呕心沥血，尽忠蜀国，鞠躬尽瘁的精神。尾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诗人在唏嘘追怀之后，生发感想：像这样一位忠心报国的人竟大业未成就死掉了，以致使后代仁人志士感到惋惜、伤心流泪。杜甫早有“致君尧舜上”的匡世之心，但报国无门，故在诸葛亮祠堂前倍感痛惜。宋朝抗金英雄宗泽，临死时也背诵此二句，可见千载英雄，均有同感!全诗措词肃穆，沉郁悲壮，充分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的敬仰和惋惜之情。心酸鼻语，堪称千古绝唱!

浣溪沙 欧阳修。推荐。爱诗词网。《浣溪沙》·欧阳修欧阳修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白发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盏频传。人生何处似尊前。这首词是描写颍州(今安徽阜阳)西湖的春景，也微露了作者在政治上遭受挫折时的苦恼心情。词的上片，描写颍州西湖，画船荡漾，游人如织。“堤上游人逐画船”，只用一个“逐”字，生动地描写出了游人熙攘、热闹非凡的情景。“拍堤春水四垂天”，写出了春波荡漾、水天一色的美丽图景。“绿杨楼外出秋千”，他又用绿杨湖畔的美人正在玩弄秋千，作为西湖的陪衬，更显出了西湖的妩媚，这“出”字用得极妙。下片，写欧阳修自己游西湖的情景，首句用自我调侃的语气：“白发戴花君莫笑”，老年人插花，表现了欧阳修的乐而忘形，其实这个“乐”是苦中作乐。“六么催拍盏频传”，“六么”，曲调名;“拍”，节拍。这是说，在船上急管繁弦，频频举杯。结句“人生何处似尊前”，字里行间，道出了宦海浮沉、政治苦闷的心态。

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

接吻门。推荐。爱诗词网。《接吻门·严辰》全文与读后感赏析在罗马尼亚日乌县的布伦库什公园，有现代派名雕塑家康斯坦丁·布伦库什设计建成的三组艺术作品：“沉默的桌子”、“接吻门”、“未完的柱子”。“接吻门”由巨大的方石组成，正反两面左右石柱上，都同样刻有男女接吻的浮雕。两方巨大的石柱，在大地里深深扎根，坚实、浑厚、稳重，构成了奇特的接吻门。刻一条浅浅的竖线，勾勒出一对男女的体型，刻一条短短的横线，面对面的两张嘴唇。门楣像村姑出嫁时的箱子，上面刻着“霍拉舞”的花纹，她是辛勤劳动的成果，仿佛传来“多依娜”的歌声。坚硬的石头，体现了雕塑家的匠心，冰冷的石头，发出了沸腾的感情。她质朴而又含蓄，粗犷中流露精致聪明，她是现代派的名作，又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单纯。她启示某种哲理，具有思想，具有生命，她和你默默地对话，和你一同探索，一同思忖。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组成了新的生命，友谊，相爱，永不分离，团结，创造，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是一座“和平纪念碑”，为了歌颂牺牲的英雄们的功勋，通过一道门，从苦难的时代，向另一个崭新的时代挺进！1979年8月7日，日乌县初稿，9月18日，北京修改我们读这首诗，与其说是通过它来欣赏“接吻门”，不如说是从中去看诗人如何欣赏“接吻门”。“接吻门”作为一件雕塑艺术品，具有自身的独立的艺术价值。诗人试图用“诗”来“再现”它，并且在诗中融入自己对这件艺术品的新颖感受。这“奇特的接吻门”由“一对男女的体型”和“面对面的两张嘴唇”所组成，除此而外，都属于诗人的艺术体验和联想。那“门楣像村姑出嫁时的箱子”，以及“仿佛传来‘多依娜’的歌声”，均是诗人沉迷于艺术欣赏中的遥思与感受。诗人在表现对“接吻门”的艺术欣赏心态时，人们似乎得到了更多的理性的思索。无论是“雕塑家的匠心”或“沸腾的感情”，抑或那“现代派的名作”与“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单纯”的结合的告诫，都呈现出一种以艺术原则规范具体作品的倾向，但是，“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组成了新的生命”，则是以非常简单朴素的语言揭示了“接吻门”的艺术真谛，成为全诗中闪光的诗句。我们不妨用“瑕瑜互见”来评价此诗。当诗人以艺术感受的触角探幽察微时，他的诗句不乏闪光的火花，而一旦落入理性的轨道，更多地像是在宣传某种观念。

石崇与王恺争豪。推荐。爱诗词网。·刘义庆·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采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选自《世说新语》〕●●这篇小说写的是西晋两个达官贵人争豪斗富的故事,作者采取的表现手法是正衬。石崇,字季伦,曾任荆州太守,以劫掠客商而成富豪。仕晋累迁至侍中。骄纵无忌,奢侈残暴。王恺(kai),字君夫,皇亲,官至后军将军,当时的富豪之一。石、王同属一种类型的人物。小说描述事件的着眼点是故事,而故事的跌宕起伏则离不开戏剧化的设计。此文以简炼的语言捕捉有典型意义的细节,通过描述人物的动作、神情、口吻,来显示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小说主要是写石崇,却先从写王恺入手。先写王恺是皇亲,晋武帝常常帮助他,曾经把一个二尺来高的珊瑚树赐给王恺。那珊瑚树枝条繁茂,高下疏密有致,世上很少有能和它相比的。当王恺把这件珍奇宝物拿给石崇看时,石崇却“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这实在是个戏剧性很强的情节,既突出地表现了石崇的骄纵成性,又使故事顿生波澜。对此一击,王恺自然很惋惜,又以为是石崇嫉妒自己的宝物,因而说话的声音和脸色都十分严厉。但是,又是出乎意料。石崇说:“不值得遗憾,现在就还给你。”于是叫左右把自己的珊瑚树全部取来,其中“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采溢目者六七枚”,像王恺那样的就更多了。王恺终于“惘然自失”。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对比所产生的“反差”效果。它有助于渲染气氛,突出人物性格,突出题旨。应当指出的是,小说的编写者对类似石、王争豪的描写,其目的并不是揭露士族的丑闻,甚至有或多或少的欣赏态度,但毕竟在客观上为后世留下了魏晋士族思想和生活的实录。纵观历史,晋代国力并不强,国家并不强,但是那些豪门贵族在利用权势,巧取豪夺,搜刮盘剥,穷奢极侈上却表现得特别集中而充分。《晋书·石崇传》上记载了石崇与王恺更多的争豪斗富的情况,如:“恺以��澳釜(用麦芽糖水洗锅),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屏幕)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无论是史书上的记载,还是《世说新语》中的描述,我们看到的是贵族豪门的凶残和冷酷,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封建社会和政治的黑暗和腐朽。现实性是微型小说的生命力所在。《世说新语》值得鉴赏的意义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