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形式主义
俄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学派。它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代表人物是一些非正统的语言学家和文学研究者，如B·爱钦鲍姆、R·雅各布森、V·什克洛夫斯基、B·托马舍夫斯基、图努雅诺夫等人。俄国形式主义派的主要据点是莫斯科的语言学会(建于1915)和彼得格勒的诗歌语言研究会(建于1916)。俄国形式主义派观点的最早论述，见于论文集《诗学、诗歌语言的理论研究》(1919)和雅各布森的著作《现代俄国诗歌》。
俄国形式主义派把文学看作是人类创造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而不是一种社会的反映或一种思想斗争的战场。他们所感兴趣的是诗歌，而不是诗人，是文学作品本身，而不是人们所说的作品的根源或效果。他们坚持区分文学研究与其相近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知识史等之间的界线，因而十分注重文学的“独有特征”和想象性创作的独特艺术手段。用雅各布森的话说，“文学研究的命题，不是文学整体，而是文学特性，也就是那种使某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
按照形式主义派的观点，富于想象的文学是一种独特形式的话语;它的特征是“强调语言媒介”或“感性的表达方式”。形式主义派认为，在文学这种艺术领域，尤其是诗歌领域，语言不单纯是一种交际的工具。词汇不单纯是客观事物的代表，而它本身已成为一种客观事物，一种能产生乐趣的独立实体。诗人可以借助各种艺术手段，如节奏、音律、谐音、意象等对词汇的复杂结构进行艺术处理，以取得戏剧性的艺术效果。
上述这些方法论的假设，已经通过对节奏、风格、叙述结构等的深入研究而得到了检验。或许，形式主义派最富有成果的工作领域就是关于作诗法的理论。在形式主义派看来，诗歌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外表装饰，即采用音律、韵律、头韵等对普通的言语进行装饰，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具备完整结构的话语。它和散文有着质的不同。它有自己的整套结构系统和内在规律——诗歌是“一种以其语音结构贯穿始终的言语”。节奏作为一种外形特征，体现于诗歌语言的各种结构层次上。诗歌语言的节奏特征有助于阐明诗歌中的音、义关系——这个诗学中的关键问题。
形式主义派的文学研究方法与那种统治了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的、单纯考虑“社会意义”和“思想内容”的文学研究方法，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形式主义批评家在研究俄国文学大师的著作中，所得出的看法也是与传统观点迥然不同的。对于果戈理的《外套》，当时的传统批评家赞美它是一篇同情与捍卫“小人物”的感人的辩护词，可是在B·爱兴鲍姆的笔下，这篇作品被说成是一种怪诞风格的范例。对于普希金，形式主义批评家不是从世界观，而是从诗歌的风格和类型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认为：普希金是18世纪俄国诗歌的光辉顶峰，而不是俄国浪漫主义之父。对于青年托尔斯泰的表现道德危机的作品，形式主义派从美学角度重新评说，认为是对浪漫主义陈腐风格的一种挑战，是为创造一种新的风格而进行的一场战斗。对于当代的文学创作，形式主义派则主张发现新颖的题材，达到精湛的美学质量，探索新的表现方式。在视觉艺术方面，他们赞成构成主义和立体主义等流派。
最初，形式主义派的代表人物过分强调了他们观点的特殊性。雅各布森和什克洛夫斯基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贬低文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否定一切美学范畴之外的文学批评观点。然而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抨击面前，他们才终于醒悟过来，试图将美学分析和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
形式主义运动的影响于30年代波及到了其他的斯拉夫语国家，尤其是后来居上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集合在布拉格语言学派周围的一批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家，如D·西泽夫斯基、J·穆卡罗夫斯基、R·韦勒克以及1920年后便一直卜居在布拉格的R·雅各布森，又重申了俄国形式主义派的基本学说，并对之作了更加严谨的阐述。
从更加广阔的范围看，俄国形式主义是现代文学艺术结构主义流派最具活力的先导之一，后来又传入英、美文学批评界。形式主义派的理论与“新批评派”，尤其是以克利恩斯·布鲁克和罗伯特·潘·华伦为代表的新批评派的“有机论”分支，有着许多共同点。布鲁克强调一首诗的有机统一，而反对对它作“随意的曲解”，同时又对诗歌语言的“含混”特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矛盾结构”(如反语、似非而是的隽语等)在表达意义方面的问题十分注意。布鲁克的这些观点与形式主义派后期的观点十分相近。也许还可以补充一点：这两个流派的近似之处在于分析方法，而不在于评价标准。多数英、美新批评派致力于建立一些绝对但也有一定灵活性的，适用于各个时代的文学的批评标准，而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则直率地主张相对的批评理论。
俄国形式主义。推荐。爱诗词网。俄国形式主义俄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学派。它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代表人物是一些非正统的语言学家和文学研究者，如B·爱钦鲍姆、R·雅各布森、V·什克洛夫斯基、B·托马舍夫斯基、图努雅诺夫等人。俄国形式主义派的主要据点是莫斯科的语言学会(建于1915)和彼得格勒的诗歌语言研究会(建于1916)。俄国形式主义派观点的最早论述，见于论文集《诗学、诗歌语言的理论研究》(1919)和雅各布森的著作《现代俄国诗歌》。俄国形式主义派把文学看作是人类创造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而不是一种社会的反映或一种思想斗争的战场。他们所感兴趣的是诗歌，而不是诗人，是文学作品本身，而不是人们所说的作品的根源或效果。他们坚持区分文学研究与其相近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知识史等之间的界线，因而十分注重文学的“独有特征”和想象性创作的独特艺术手段。用雅各布森的话说，“文学研究的命题，不是文学整体，而是文学特性，也就是那种使某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按照形式主义派的观点，富于想象的文学是一种独特形式的话语;它的特征是“强调语言媒介”或“感性的表达方式”。形式主义派认为，在文学这种艺术领域，尤其是诗歌领域，语言不单纯是一种交际的工具。词汇不单纯是客观事物的代表，而它本身已成为一种客观事物，一种能产生乐趣的独立实体。诗人可以借助各种艺术手段，如节奏、音律、谐音、意象等对词汇的复杂结构进行艺术处理，以取得戏剧性的艺术效果。上述这些方法论的假设，已经通过对节奏、风格、叙述结构等的深入研究而得到了检验。或许，形式主义派最富有成果的工作领域就是关于作诗法的理论。在形式主义派看来，诗歌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外表装饰，即采用音律、韵律、头韵等对普通的言语进行装饰，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具备完整结构的话语。它和散文有着质的不同。它有自己的整套结构系统和内在规律——诗歌是“一种以其语音结构贯穿始终的言语”。节奏作为一种外形特征，体现于诗歌语言的各种结构层次上。诗歌语言的节奏特征有助于阐明诗歌中的音、义关系——这个诗学中的关键问题。形式主义派的文学研究方法与那种统治了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的、单纯考虑“社会意义”和“思想内容”的文学研究方法，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形式主义批评家在研究俄国文学大师的著作中，所得出的看法也是与传统观点迥然不同的。对于果戈理的《外套》，当时的传统批评家赞美它是一篇同情与捍卫“小人物”的感人的辩护词，可是在B·爱兴鲍姆的笔下，这篇作品被说成是一种怪诞风格的范例。对于普希金，形式主义批评家不是从世界观，而是从诗歌的风格和类型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认为：普希金是18世纪俄国诗歌的光辉顶峰，而不是俄国浪漫主义之父。对于青年托尔斯泰的表现道德危机的作品，形式主义派从美学角度重新评说，认为是对浪漫主义陈腐风格的一种挑战，是为创造一种新的风格而进行的一场战斗。对于当代的文学创作，形式主义派则主张发现新颖的题材，达到精湛的美学质量，探索新的表现方式。在视觉艺术方面，他们赞成构成主义和立体主义等流派。最初，形式主义派的代表人物过分强调了他们观点的特殊性。雅各布森和什克洛夫斯基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贬低文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否定一切美学范畴之外的文学批评观点。然而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抨击面前，他们才终于醒悟过来，试图将美学分析和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形式主义运动的影响于30年代波及到了其他的斯拉夫语国家，尤其是后来居上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集合在布拉格语言学派周围的一批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家，如D·西泽夫斯基、J·穆卡罗夫斯基、R·韦勒克以及1920年后便一直卜居在布拉格的R·雅各布森，又重申了俄国形式主义派的基本学说，并对之作了更加严谨的阐述。从更加广阔的范围看，俄国形式主义是现代文学艺术结构主义流派最具活力的先导之一，后来又传入英、美文学批评界。形式主义派的理论与“新批评派”，尤其是以克利恩斯·布鲁克和罗伯特·潘·华伦为代表的新批评派的“有机论”分支，有着许多共同点。布鲁克强调一首诗的有机统一，而反对对它作“随意的曲解”，同时又对诗歌语言的“含混”特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矛盾结构”(如反语、似非而是的隽语等)在表达意义方面的问题十分注意。布鲁克的这些观点与形式主义派后期的观点十分相近。也许还可以补充一点：这两个流派的近似之处在于分析方法，而不在于评价标准。多数英、美新批评派致力于建立一些绝对但也有一定灵活性的，适用于各个时代的文学的批评标准，而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则直率地主张相对的批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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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学而。推荐。爱诗词网。(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三)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七)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八)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九)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十)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十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十三)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十四)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十五)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十六)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注释〕 《论语》二十篇，各取首章第一、二句的二字或三字为题。 子：古代男子的尊称。《论语》“子曰”的“子”，都是指孔子。 习：温习、演习、实习。 说：通“悦”，欣喜、愉快的意思。 朋：同类，志同道合者。一说这里指的是弟子。 愠(yùn)：怨恨。 君子：有德者。 有子：孔子弟子，姓有，名若。 孝弟：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弟，即悌，音tì。 巧言令色：花言巧语和讨人喜欢的脸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参(shèn)。 省(xǐnɡ)：反省，自我检查。 道：治理。乘(shènɡ)：兵车。千乘之国，春秋时大国。 使民以时：使用民力，不违农时。 汎(fàn)：同“泛”，广泛。亲仁：亲近有仁德的人。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 贤贤：尊重其才德。 易色：不重容貌。慎终：谨慎地对待送终之礼；追远：追思久逝的祖先。 子禽：陈亢，字子禽。子贡：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赐，字子贡。 求之与：主动求得的。 与之与：别人告知的。 小大：小事大事。由之：按照“和”的观念去做。 复：实践诺言。就有道而正焉：按有道者的言行来匡正自己。 无谄：不谄媚于人。 两句诗见《诗经·卫风·淇奥》。〔鉴赏〕 《论语》是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论的汇编，在中华文化典籍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由孔门弟子或再传弟子编纂的，但非一人一时所辑成。共二十篇，每篇分列若干章。看似散珠，无所贯串，然而《论语》的“论”字，就含讨论编次的意义。其编次的意图，通过研究文本，还是可以解读的。以首篇为例，历代研究者不断寻绎篇中各章之间的关联。南宋朱熹认为此篇“先言自修，而后亲师友”(《朱子语类》卷二十)。他并且认定该篇“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论语集注》)。清代崔述也认为《论语》首篇之大义为教人“学为仁而已矣”，“故首章言学，次二三章即言仁也”(《论语余说》)。《论语》首篇开宗明义就记孔子论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的确不是偶然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孔子一生为人，乐于学而勤于教。孔子自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并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他还教育弟子要“笃信好学”(《泰伯》)。他最担心的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述而》)，这也是孔子的自勉。另一方面，强调孔子论学是达到“仁”的境界的重要条件。“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仁”的范畴也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中的最高道德原则。这不免使人有难以企及的神秘感。所以众弟子问仁颇多，孔子的回答也因人因时而异。然而认为仁者并非天生而就，而是要通过后天的学习，以“学”求“仁”，以“知”达“仁”的这一观点则是始终如一。他还告诫弟子：要想成为仁人君子而不努力学习，“其蔽也愚”(《阳货》)。以“学”求“仁”，有一个由浅入深、就近至远的过程。读者在琢磨本篇所蕴含的孔学这个观点时，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个是基础道德和道德理想境界的关系。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敬爱父母兄长是实现仁德的第一要求。正如孔子学生有子所说，孝悌为“仁之本”。一个人如能做到“入则孝，出则弟”，那么推而广之，进一步达到“汎爱众”，既欲立己，又能立人，可以推断他最终达到仁德的理想境界并非不可企及。强调孝悌这一基础道德自然是传统社会的要求，但是只要存在家庭，敬爱父母兄长这一美德就必须大力提倡。第二个是“诚信”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提出。本篇有多章谈论诚信问题，应予关注。“信”这一伦理范畴，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贵族以此处理上下等级关系，所以常常“忠、信”并提，要求下对上讲诚信。孔子对诚信思想有很大的突破。他认为人与人交往必须“谨而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这里的“信”，已拓展为人与人之间必须讲的“信誉”，不只是对上而言。这在当时是一种新思想。所以弟子们感到很新鲜，纷纷阐述自己对“信”的理解。子夏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第七章)。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第十三章)曾子更是把“信”作为每日三省的内容之一：“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第四章)可见在孔学中，“信”与“孝、悌”一样，也是实践“仁”最高道德原则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道德规范。本篇的重点是论学论仁，以学求仁，而从第十二章以后，又辑入论礼的内容。论述了礼的功用问题：“礼之用，和为贵”(第十二章)；讨论了“恭”与“礼”的关系：“恭近于礼，远耻辱也”(第十三章)；提出了“富而好礼”的观点，认为“富而无骄”固然不错，但远不如“富而好礼”层次更高(第十五章)。礼与仁的关系，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问题。本篇尾段引入这一问题，是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具体论述将在第三篇《八佾》中展开。
闺门秘术阅读。推荐。爱诗词网。闺门秘术清宣统二年(1910)石印本《闺门秘术》扉页书影清宣统二年(1910)石印本《闺门秘术》正文书影清代白话长篇才子佳人小说。一名《闺门秘术剑仙传》。四卷五十回。不题撰人。成书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现存主要版本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沪上书局石印本,藏国家图书馆;清宣统二年(1910)石印本,藏上海图书馆。1994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馆藏足本明清小说系列”排印本。唐朝山西大同府人华童,乃相门之后。妻子王氏,生三子二女。长子兆璧,次子兆琨,三子兆瑗,皆天资聪敏,在家读书。因安禄山起兵造反,华童携妻带儿女外逃。先逃到守坟仆人陶五兄弟陶发处住下。次日租下当地员外汤德元空屋,安顿家眷。汤德元疏财仗义,与华童结为挚友。华童为谋生计,赁室开门授徒,不上几日学生济济一堂,桃李盈门。汤德元二子汤俊、汤杰异常聪明顽皮,在三春庙会上将一卖荸荠的老者打伤,华童感愧,加上一路风寒而病势沉重,昏迷不醒。眼看医治无效,兆璧焚香祷告,割股煎药,华童奇迹般地转危为安,日见康复。后兆璧、春姑兄妹割股救母。汤德元闻兆璧孝道,极为赞叹,欲招为女婿,华童开始踌躇,后终与汤家成亲眷。隔年贼败,正值岁试之年,汤德元代兆璧、兆琨报名应考,同时资助一贫寒秀才李大椿应试。三人连考四场,终场发榜:兆璧第一,李大椿第二,兆琨第三。三人谒见县主,县主夏国华见璧、琨一表人材,欲将女儿瑶云配琨。华童不愿与做官人家攀亲而拒婚。李大椿母病,华家兄弟发轿将李母接到华家照料。三人复经府试,大椿第一,兆璧第二,兆琨第三。夏国华又请知府保媒,华童虽承允,但须俟岁考后,兆琨中榜方可行聘。几日后学宪按临,三人俱高取入榜,仍是兆璧第一。汤德元带三人荣归,府县馈赠银物,全镇上门贺喜,惊动了窃贼三眼虎,他深夜潜入华府盗银,华童惊醒,绊倒在地,一病呜呼。夏国华之子均祥是势利小人,对妹亲事极为不满。正值吏部天官叶槐之子开泰丧妻尚未续弦,叫篾骗王活嘴说媒续娶以图后嗣。夏均祥贪利附势,自作主张将妹瑶云许之。夏国华得知将不肖之子痛骂一顿。华夫人闻之退银还婢,以针黹度日甘愿清贫。瑶云遣婢庆喜买通陶五,暗中以好价买华家针线。均祥之仆童狗儿见庆喜给公子送衣,顿起邪念,抱住欲奸。庆喜用缓兵之计反使狗儿受冻吃苦,狗儿暗恨在心,反诬庆喜盗银叫奸夫陶五带走。均祥鞭打庆喜,国华大怒,夺鞭痛打均祥,再次赠银济助华家,并坚拒叶家婚事。叶开泰以父势压人,要知府万钧托媒,万钧告知国华,国华回家见均祥得意忘形,举手就打,气恼成病,不日亡故,均祥悔之不及。新任县官洪鹏程乃钻营谄媚之小人,又是叶槐门生,自然要促成叶开泰婚事。均祥附炎趋势,一口答应。洪鹏程买通监内大盗诬陷璧、琨是同谋,主谋是汤德元。用大刑逼供,兆璧屈打成招,兆琨严词痛骂,宁死不招。洪将兄弟二人收监,复将汤德元拘捕。洪鹏程命禁卒李春用金钩将汤治死,李春曾受恩于夏家,又受陶发之托,叫汤德元服下闭气丹装死,骗过赃官。汤死里逃生,就隐名逃往外乡。叶开泰请洪县令作媒,均祥将华、汤三人案情哄骗母亲,赵夫人知兆琨永远监禁,遂接受叶家聘金,瑶云急得口吐鲜血。庆喜定计主婢女扮男装,在迎娶之前出逃。谁料半路上了贼船,银饰被劫,主婢被强盗捆绑抛入江中。因瑶云身上有避水宝珠,乃叶家聘送之物,故二人未被淹死。又遇渔翁白长年夫妇,救回白渔村暂住。白渔村乃九门提督包清义故籍,渔翁的儿子媳妇在包府为仆,瑶云露出女身,以实情相告。包清义为官清廉,铁面无私,有“赛龙图”美称。生有一子一女,包小姐将瑶云接入包府相伴,瑶云诉说华、汤两家遭难,求包大人伸冤。叶开泰良辰迎不来新人,甚为恼火,逼均祥交人,新任刘知府只得将均祥看押起来。王活嘴编造谎言,叶开泰要夏均祥退回聘礼,见避水珠无影踪,刘知府将均祥问罪收监。秋闱将临,汤夫人资助李大椿赴省城应试,得中解元。主考王国钧乃吏部尚书,见大椿渊博宏通,必成大器,就提携入京参加春闱。包清义为主考,李大椿一鸣惊人,得中状元。榜眼、探花亦是大同府人,一时传为佳话。李大椿将叶槐之子仗势欺人,华、汤两家蒙冤遭难之事向包大人细述一遍。包大人怒纳,正值御史黄如永奏劾叶槐纵子恶行,圣上询问三鼎甲,情况如实,龙颜大怒,传旨包清义前往查办。李大椿衣锦荣归,奉旨以副钦差随包同行。县令洪鹏程、知府刘用宾慌了手脚,向李老太送银被拒。包清义奉旨查办此案,将均祥押上公堂,均祥吓得魂不附体,供出王活嘴、洪鹏程陷害华家兄弟的实情。包公查实案情,当堂释放兆璧、兆琨,奏请圣上将叶槐革职,叶开泰充军三千里;王活嘴刁唆犯法、买盗扳人拟斩监候;夏均祥嫌贫爱富,从轻发往军营效力。华氏兄弟无辜受辱,赏银抚恤。夏国华开复原官,洪鹏程、刘用宾纵容权贵,一并革职;汤德元赏银五十两。汤将次女与李大椿为妻,李老夫人授了诰封。众人夸夏瑶云为女中丈夫,兆琨心中十分喜悦。山东龙泉山强人英雄豹招兵买马,打家劫舍,谋逆造反,包清义接旨挂帅征剿。包留下李大椿随营效力,助办机宜。包公命先锋王龙擒贼,王龙中奸计反遭贼擒。后兆璧亦中状元,兆琨中探花,汤德元长子汤俊中武状元,汤杰中武侍卫,大同府人材辈出,传为奇谈。适时包公军情告急,璧、琨、俊、杰四人奉旨星夜驰援,众人会齐,汤俊一马当先,将叛贼锤杀。得胜回朝,皆有封赏。兆琨与瑶云亦夫妻团圆,各家男女皆孝顺父母,夫妇和谐,子孙昌盛,传为佳话。
浣溪沙 欧阳修。推荐。爱诗词网。《浣溪沙》·欧阳修欧阳修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白发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盏频传。人生何处似尊前。这首词是描写颍州(今安徽阜阳)西湖的春景，也微露了作者在政治上遭受挫折时的苦恼心情。词的上片，描写颍州西湖，画船荡漾，游人如织。“堤上游人逐画船”，只用一个“逐”字，生动地描写出了游人熙攘、热闹非凡的情景。“拍堤春水四垂天”，写出了春波荡漾、水天一色的美丽图景。“绿杨楼外出秋千”，他又用绿杨湖畔的美人正在玩弄秋千，作为西湖的陪衬，更显出了西湖的妩媚，这“出”字用得极妙。下片，写欧阳修自己游西湖的情景，首句用自我调侃的语气：“白发戴花君莫笑”，老年人插花，表现了欧阳修的乐而忘形，其实这个“乐”是苦中作乐。“六么催拍盏频传”，“六么”，曲调名;“拍”，节拍。这是说，在船上急管繁弦，频频举杯。结句“人生何处似尊前”，字里行间，道出了宦海浮沉、政治苦闷的心态。
浑沌之死。推荐。爱诗词网。《庄子》南海之帝为倏②，北海之帝为忽③，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④相与⑤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⑥。倏与忽谋⑦报浑沌之德⑧，曰：“人皆有七窍⑨，以视、听、食、息⑩，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11)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注释】①选自《庄子·应帝王》。浑沌：天地未开辟前模糊一团的状态，文中指中央之帝。②〔倏(shū)〕极快地。这里是南海之帝的名字。③〔忽〕短暂的。这里是北海之帝的名字。④〔时〕常常。⑤〔相与〕相会，在一起。⑥〔甚善〕非常和善。⑦〔谋〕商量。⑧〔德〕恩情。⑨〔七窍〕眼、耳、口、鼻七个孔。⑩〔息〕呼吸。(11)〔日〕每天。【译文】南海的大帝叫倏，北海的大帝叫忽，中央大帝叫浑沌。倏与忽常常相约在浑沌住处见面，浑沌对待二人非常和善。倏与忽商量着要报答浑沌的善待之情，说：“人有眼、耳、口、鼻七个孔，用来看、听、吃、呼吸，单单浑沌没有，我们尝试着为他凿开七窍。”于是每天凿一个孔，凿了七天浑沌就死了。字数：458知识来源：何小宛主编.中学生古诗古文阅读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第245页.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
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