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美人原文

美芹十论。推荐。爱诗词网。[原文](节选)察情第二“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定故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审故也。能定而审,敌情虽万里之远,可坐察矣。两敌相持,无以得其情,则疑;疑,故易骇;骇而应之,必不能详。有以得其情,则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听彼之自扰,则权常在我,而敌实受其弊矣。守淮第五不恃敌之不敢攻,而恃吾能攻彼之所必救也。用兵之道,无所不备则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则不必皆备。无惧其必来,当使之兵交而亟去;无幸其必去,当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为是策者,在于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战;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出彼之地;然而非备寡力专,则不能也。屯田第六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转饷给军,以通为利也。必欲使粮足而饷无间绝之忧,惟屯田为善。致勇第七盖人莫不重死,惟有以致其勇,则惰者奋、骄者耸,而死者所不敢避。详战第十明知天下之必战,则出兵以攻人,与坐而待人之攻也,孰为利?战人之地,与退而自战其地者,孰为得?均之不免于战,莫若先出兵以战人之地,此固天下之至权,兵家之上策。事未至而预图,则处之常有余;事既至而后计,则应之常不足。[鉴赏]《美芹十论》,南宋辛弃疾著。一说黄兑著。辛弃疾,字幼庵,号稼轩居士。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他出生于公元1140年,当时,金军已占领了山东。公元1161年,他21岁时,就参加了耿京所领导的一支抗金义勇民兵,担任书记职务。当他们遭受到金军强大压力的威胁时,他劝耿京归宋,并亲赴南方与宋廷接洽。在他离开部队期间,叛徒张国安杀了耿京,投降金人。辛弃疾得知这一消息后,只身北返,潜往金营,劝说被张国安裹胁投金的官兵,弃金投宋,又把这支部队带回南宋,并擒获了张国安,献俘于宋廷。宋孝宗任命他为承务郎。以后,他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等地的安抚使。任职期间,他采取积极措施,招抚流亡,编练军队,鼓励耕战,注意安定民生,打击贪污豪强。他一生坚决主张抗金,恢复失地,统一中国。《美芹十论》就是他力主抗金的奏疏之一。后遭当权者之忌,去职长期闲居江西上饶一带,以诗词来抒发他的爱国热情。《美芹十论》全书分审势、查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徵、久任、详战十论。并附有:《上光宗疏》、《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疏》、《论江淮疏》、《议练民兵守淮疏》4篇。其中《审势》、《查情》、《观衅》三论,具体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敌之可胜”。对当时夸大金人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徵》、《久任》、《详战》七论,主要论述如何加强战备,激励士气,准备反攻以收复失地,重振河山。也就是所谓的“求已之能胜”。总之,全书从客观形势的分析中,指出了战胜金人,收复失地,统一中国的可能性;又从主观上提出如何加强战备,激励士气,准备反攻力量,以求把打败金人的可能性交为现实。代表了宋代主战派积极抗金的军事思想。可惜这些建议都未能得到南宋朝廷的采纳,并且和其他主战派将领的奏疏一样,遭到了主和派的排斥与打击。以致南宋朝廷很快衰败腐落,丧失政权。

去年花里逢君别。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出处】唐·韦应物《寄李儋元锡》【意思】去年花开的时候和你分别，今年的花再度绽开，又是一年了【全诗】《寄李儋元锡》.[唐].韦应物.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题解】此诗约作于德宗兴元元年(784)，时韦应物在滁州(今属安徽)刺史任。李儋：字幼遐，官至殿中侍御史，韦集中寄李儋诗多首。元锡：或谓亦李儋字。此外，元和、长庆年间有福建、宣歙观察使元锡，字君贶，似时代稍迟，恐非其人。诗意似亦仅寄一人。诗中叙别后思念之情。颈联二句，抒写愧对人民困苦流亡，尤为后人所传诵。宋代黄彻《䂬溪诗话》卷二云：“余谓有官君子当切切作此语。彼有一意供租、专事土木而视民如仇者，得无愧此诗乎!”尾联则表示盼望友人来相会。全诗情真意切，生动感人。【全诗赏析】作于兴元元年(784)春滁州任所，诗中西楼当在滁州，去年朱泚叛军盘踞长安，德宗一直流亡奉天(今陕西乾县)。李儋为作者诗友，时官殿中侍御史，此诗叙离别及感时之思，谢榛《四溟诗话》谓律诗八句皆淡者，孟浩然、韦应物有之，本篇即是。首联从前一年分别时说起，将花里话别的往事重提，出语淡雅，只于“又”字见情，足以引起对方同样地念旧。次联感时自伤。诗人离开长安，出守滁州这一年，政局发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又一次动乱，事态严重;加之年近半百，又兼多病，国家和个人都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世事茫茫”、“春愁黯黯”，危苦孤寂之中，对故人也就特别思念。由于政局不安，民生凋弊，在官者亦不能有大作为，看到邑有流亡的事实，自己不能不受良心谴责，感到惭愧，这就加强了本来就有的归田隐居的想法。两句语挚意切，向来为人传诵。宋人黄彻《䂬溪诗话》说：“余谓有官君子，当切切作此语。彼有一意供租、专事土木而视民如仇者，得无愧此诗乎。”末联点明作意：听说你要来，故一直向人打听，可是看看西楼的月亮都圆了几回，还没有盼到。言下之意是盼对方快来，为什么不直说?因为这是写诗，寄情思于月缺月圆，与首联同归淡雅。因为诗写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年头，调子不免低沉，又都是肺腑之言，所以笔笔实在，声声入耳。五六两句表现从政者的良心发现，为全诗增价。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唐睢不辱使命。推荐。爱诗词网。《战国策》秦王②使人谓安陵君③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④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⑤，以大易小，甚善;虽然⑥，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说⑦。安陵君因使唐雎使于秦。秦王谓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⑧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⑨，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⑩?”唐雎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11)五百里哉?”秦王怫然(12)怒，谓唐雎曰：“公(13)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14)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15)，以头抢地尔(16)。”唐雎曰：“此庸夫(17)之怒也，非士(18)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19)也，彗星袭月(20);聂政之刺韩傀(21)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22)也，仓(23)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24)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秦王色挠(25)，长跪而谢之(26)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27)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注释】①选自《战国策·魏策四》。唐雎(jū)不辱使命，意思是：唐雎没有辱没国君交给他出使秦国的任务。唐雎，也作“唐且”。②〔秦王〕赢(yíng)政，即秦始皇。③〔安陵君〕安陵国的国君。安陵国是当时一个小国(在今河南鄢陵西北)，原是魏国的附庸。魏襄王时封其弟为安陵君。④〔易〕交换。⑤〔加惠〕赐予恩惠，给以好处。加，施。⑥〔虽然〕虽是这样。⑦〔说〕通“悦”，高兴。⑧〔错意〕置意，放在心上。错，通“措”。⑨〔请广于君〕请求给安陵君扩大领土。广，扩充。⑩〔与〕通“欤”，表示询问的语气助词，相当于“吗”。(11)〔直〕通“特”，仅，只。(12)〔怫(fú)然〕勃然大怒的样子。(13)〔公〕您。对人的客气称呼。(14)〔布衣〕普通平民。古代没有官职的人都穿麻布衣服，所以称“布衣”。(15)〔徒跣(xiǎn)〕光着脚。(16)〔尔〕这里同“耳”。相当于“而已”、“罢了”。(17)〔庸夫〕平庸无能的人。(18)〔士〕这里指有才能有胆识的人。(19)〔专诸之刺王僚〕专诸，春秋时代吴国人。王僚是吴国的国君。公子光想杀僚自立，就派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腹里，借献鱼为名，刺杀了他。(20)〔彗星袭月〕和下文的“白虹贯日”、“仓鹰击于殿上”本是自然现象。这里把这些现象同人事联系起来，是旧时代的迷信说法。(21)〔聂政之刺韩傀〕聂政，战国时代齐国人。韩傀(一名侠累)是韩国的国相，韩国的大夫严仲子同韩傀有仇，就派聂政把韩傀刺杀了。(22)〔要(yāo)离之刺庆忌〕庆忌是吴王僚的儿子，公子光杀僚以后，庆忌逃到卫国，公子光派要离把他杀了。(23)〔仓〕通“苍”。(24)〔休祲(jìn)〕吉凶的征兆。休，吉祥。祲，不祥。(25)〔色挠(náo)〕脸上显出沮丧的样子。挠，屈服。(26)〔长跪而谢之〕古人席地而坐，坐时两膝着地，臀部靠在脚跟上。跪时耸身挺腰，身体看去比坐着长了一些，所以叫长跪。谢，即道歉的意思。之，指代唐雎。(27)〔谕〕通“喻”，明白，懂得。【译文】秦王派人对安陵君说：“我想拿五百里的地方来换你们的安陵，安陵君你可要答应我!”安陵君说：“大王赐给我恩惠，用大的地方来换小的地方，这种美意确是很好;虽然如此，但我是继承先王的封地，希望始终守着它，不敢拿去交换。”秦王很不高兴。为此，安陵君就派唐雎出使到秦国去。秦王对唐雎说：“我拿五百里的地方，来换你们的安陵，可安陵君不答应我，这是为什么?再说，我秦国灭亡了韩国、魏国，而你安陵君能够凭着五十里地存在着，这是因为我把安陵君当作一个忠厚的长者，所以才不打你们的主意呵。如今，我拿十倍的土地，让安陵君扩大领土，而安陵君居然拒绝我，这不是瞧不起我吗?”唐雎回答说：“不，不是这样的。安陵君从先王那儿继承了封地，并守护着它，您纵使拿一千里地方他也不敢交换，何况只有五百里呢?”秦王勃然大怒，对唐雎说：“您听说过帝王发怒的情形么?”唐雎回答说：“我没听说过。”秦王说：“帝王一发怒，就会倒下百万尸首，流血千里。”唐雎说：“大王听说过老百姓发怒的情形么?”秦王说：“老百姓发怒，也不过是摘下帽子，脱掉鞋子，拿脑袋撞地罢了。”唐雎说：“您这是说庸人发怒，不是说勇士发怒。你瞧，专诸刺杀王僚，彗星扫过月亮;聂政刺杀韩傀，一道白虹横贯太阳;要离刺杀庆忌，老鹰扑击在宫殿上。这三位先生，都是老百姓当中的勇士。他们心里的忿怒还没发作出来，上天就降示吉凶的征兆，现在再加上我，将有四个人了。如果勇士真的发了怒，那么死的将会是两个人，流血只在五步之内，使天下的人都穿白戴孝，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说着，他就拔了剑起立上前。秦王脸上显露出沮丧的样子，长跪着向唐雎道歉说：“先生，请坐请坐!何必闹到这个地步!我现在明白了：那韩国、魏国灭亡了，而只有五十里地的安陵国倒能够存在，就因为有了先生您啊!”字数：2306知识来源：何小宛主编.中学生古诗古文阅读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第223-226页.

江南 汉乐府。推荐。爱诗词网。(汉)乐府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注释江南：指江苏、浙江和安徽南部一带。何：多么，何等。田田：莲叶茂盛的样子。戏：嬉戏，这里指欢快地游动。鉴赏导示这是《汉乐府》中的一首民歌。汉乐府，原是两汉时期官方设立的音乐机关，乐即音乐，府即官府。但魏晋六朝却将乐府所唱的汉人原叫“歌诗”的诗也叫“乐府”，于是所谓“乐府”便由机关的名称一变成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鉴赏这首诗以轻松的笔调、质朴的语言，重彩描绘了江南水乡的采莲场面。莲藕是江南的特产。莲的果实是莲子，地下茎叫藕。藕可以制作淀粉，晒干了就是藕粉。莲子和藕粉，营养价值很高。莲塘的风光是十分优美的，这首诗写诗人近看莲塘，绿色的莲叶挨挨挤挤连成一片，随风摇曳，婀娜多姿；水中鱼儿追逐嬉戏，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悠然自得。整首诗为我们展现了一片碧绿无边、生机昂然的生动景象，感受到了采莲人的欢快心情。同时也使我们和古代劳动人民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劳动的情感产生了共鸣。鉴赏要点[1]名句：“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2]情景交融的手法。[3]叠唱部分对全诗气氛的渲染。

自称臣是酒中仙。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出处】唐·杜甫《饮中八仙歌》。【意思】天子召见李白，他却不肯上船，仍然狂饮不止，嘴里还喊着“我是酒中的神仙”。天子：指唐玄宗。据载，玄宗曾泛舟白莲池，高兴之余，召李白前往写序。臣：官吏对皇帝的自称。【鉴赏1】原诗作者杜甫借这首诗描写饮中八仙，八位酒仙喜好杯中物者的事迹。“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两句诗是作者对李白的描述，由此可以明显看出：诗仙李白性情的豪放与潇洒。【鉴赏2】玄宗某日坐船游乐于江上，曾命令部下邀请李白上船共饮。其时，李白正在长安酒店饮酒，不但不肯遵命去谒见天子，并且很骄傲地回答：“我是酒中的仙人!”以此描写诗仙李白醉酒的情态，及其狂傲的性情。相传李白是个非常喜好喝酒的大诗人，只要喝过一斗酒，就能吟诗百篇。【用法例释】一、用以形容李白嗜酒成性，狂放不羁的性格。[例]但李白这个狂士早已勘破官场炎凉，乘酒兴，竟违旨拂袖离去。后来杜工部在《饮中八仙》的诗里才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名句。(张笑天、韦连城《睡美人之泪》)二、用以形容嗜酒者有酒便不顾其他的情状或酒后的张狂醉态。[例]狂酒论诗文，才知他酒量不小，且喝后醉态可掬，大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态势，李白是他的敬仰对象，于是“敢与李白拼千樽”成了他的名言。(一曲《写给他与自己》)【全诗】《饮中八仙歌》.[唐].杜甫.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解析】关于杜甫这首诗的重叠押韵问题，自宋代开始，常常被诗歌评论家们提起。胡震亨在这里举出汉代的七言古诗《柏梁诗》，批评蔡绦《西清诗话》和刘辰翁《集千家注批点杜诗》“古无此体”的说法是失于深考，他的批评是正确的。《东方朔别传》说：汉武帝曾在柏梁台上召集群臣赋诗，每人各写一句，共同创作了这首《柏梁诗》。此诗每句押韵，共26个韵脚，其中三次出现“之”和“治”，而“时”、“材”、“来”、“哉”也各出现了二次。不过早在宋代，王观国的《学林》卷八即针对此诗说：“子美古、律诗重用韵者亦多，况于《歌》乎!”在列举了杜诗中一些重叠押韵的诗例后，王观国又根据《古诗十九首》中《东城高且长》一篇以及曹植《美女篇》等诗中也有重叠用韵的情况，指出：“子美诗非创意为此者”，“古人诗自有此体格”。事实正是如此，一直到唐代，诗人们对于押韵，创作态度还是相当洒脱灵活的，他们并不以押韵中重复出现同一个韵脚为病，但这必须是服从内容和感情的需要，杜甫的这首《饮中八仙歌》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以诗中的贺知章和李白来说，前者掉在井中，居然就沉酣睡去，这一个“眠”字，突出了他醉后的狂放;后者醉卧酒家，连皇帝的召见也不予理睬，同一个眠”字，突出了他醉后的狂傲。这两个“眠”字，能用别的字来代替吗?胡震亨说杜甫“原似有意犯重”，换一个角度来说，那就是杜甫为了刻画笔下人物的醉态，“各极其平生醉趣”，以突出他们的性格，不以词害意，也不以韵害词，并不在乎韵脚的重叠。宋代以后，诗人们在押韵时，态度就远不如前代诗人洒脱了。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是以豪放旷达著称的苏轼，在《送江公著知吉州》诗中写下了“方将华省起弹冠，忽忆钓台归洗耳”，“簿书期会得余闲，亦念人生行乐耳”诗句后，因为韵脚重复了“耳”字，所以自己作注，声明：“二‘耳’意不同，故得重用。”虽然是同一个字，但一是名词，一是语气词，意义不同，所以不能认为是重韵。由此可见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是如何拘泥了。因此，杜甫这首诗的重叠用韵，才会长期成为他们议论的话题。不过他们在惊诧之余，终于发现了，在古体诗中，韵脚的适当重叠，倒是能表现出一种“错杂之趣”，而别有特色的。这就是杜甫叠韵成趣的《饮中八仙歌》给我们的宝贵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