芣苢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飞蓬各自远。推荐。爱诗词网。【诗句】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出处】唐·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意思】没有几天我们就要一醉而别了，所以我们在一起几乎游遍了这一带所有的名胜古迹，楼阁亭台。什么时候这石门路上能够让我们再度相逢，金樽重开?【全诗】《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唐].李白.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注释】①天宝三年(744)，李白与杜甫在洛阳相遇，次年伴游齐鲁，“醉眠秋共被，携手同日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结下深厚友谊。745年晚秋，两人分别于石门山，此后再未相见。临别时李白写下了这首送别诗.杜二甫，即杜甫，因排行第二，故称杜二甫。②池台：山水台阁。③徂徕：徂徕山，在石门山东北。④飞蓬：草名，枯后根断，随风飘旋，故称飞蓬。比喻李白、杜甫。【题解】诗篇名。唐代李白作。此诗大意：上次醉别后多少天，我们又重逢于鲁郡，游遍了这里的山水楼台。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再度聚首于石门，重新开樽痛饮呢?秋波荡漾不停地泻入泗水，晓色(海色)中徂徕山隐约可见。分别后将像飞蓬一样，各奔东西，愈离愈远，今日且让我们共同干杯，以博一醉。诗从醉别开始，以醉饮结束，酒成了李、杜友谊佳话的重要内容：叙旧、赏景、畅游、话别都离不开酒，酒是他们友谊的媒介与纽带。原诗如下：“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赏析】天宝三载(744)，李白与杜甫在洛阳相识，从此结下深厚友谊，一年后，李杜重逢，同游齐鲁;深秋，杜甫告别李白，西去长安，李白因“思君”情切，写下此诗，遥寄杜甫。“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诗劈空发问，突兀而起。沙丘城，在山东汶水之畔，是李白在鲁中的寄寓址。来沙丘之前，诗人曾和杜甫一起“登临遍池台”(《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快乐时光。二人分手后，李白独寓沙丘城中，“高卧”指的正是当时无聊乏味的闲居生活。“我来竟何事”这一问，寓意深长，引人注目，开篇即抓住读者。它既表现出诗人在告别了与挚友携手同游、诗酒流连的欢乐生活后的孤单和惆怅，也折射出诗人在现实生活中屡遭挫折、不被重用，最终被驱出朝廷，落得个“高卧沙丘城”的凄惨处境。好友远去，我竟独来，回想昨日，念及今日，诗人怎能不感慨万端，怎能不更加思念情同手足的远方朋友?对杜甫的思念之情仿佛占据了诗人的整个身心，使他无法排遣。诗的中间四句正是诗人这种情怀的生动写照。三、四两句借景抒情，五、六两句更以事言情。酒本可销忧，歌亦能解愁，如今“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足见诗人百般无聊，情思难遣。结尾两句巧妙设喻，直抒其情：我思念朋友的感情像沙丘城外的汶水一样，浩浩荡荡，奔流不息。汶水，源出山东莱芜，自东北向西南而流;杜甫告别李白前往长安，长安在沙丘西南，所以说“浩荡寄南征”。由“思君”两句试回过头来再看以上各句，觉前六句虽句句不直言思君，却句句不离思君，诗人的各种感受皆由思君使然。如此蓄势蓄力，至结尾发而为“思君若汶水”的浩歌。两句诗把思君之情比作一川流水，化无形为有形，创造出一种情意绵绵、相思不绝的意境，将美好而深挚的感情表达得尤为真切动人。

石崇与王恺争豪。推荐。爱诗词网。·刘义庆·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采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选自《世说新语》〕●●这篇小说写的是西晋两个达官贵人争豪斗富的故事,作者采取的表现手法是正衬。石崇,字季伦,曾任荆州太守,以劫掠客商而成富豪。仕晋累迁至侍中。骄纵无忌,奢侈残暴。王恺(kai),字君夫,皇亲,官至后军将军,当时的富豪之一。石、王同属一种类型的人物。小说描述事件的着眼点是故事,而故事的跌宕起伏则离不开戏剧化的设计。此文以简炼的语言捕捉有典型意义的细节,通过描述人物的动作、神情、口吻,来显示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小说主要是写石崇,却先从写王恺入手。先写王恺是皇亲,晋武帝常常帮助他,曾经把一个二尺来高的珊瑚树赐给王恺。那珊瑚树枝条繁茂,高下疏密有致,世上很少有能和它相比的。当王恺把这件珍奇宝物拿给石崇看时,石崇却“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这实在是个戏剧性很强的情节,既突出地表现了石崇的骄纵成性,又使故事顿生波澜。对此一击,王恺自然很惋惜,又以为是石崇嫉妒自己的宝物,因而说话的声音和脸色都十分严厉。但是,又是出乎意料。石崇说:“不值得遗憾,现在就还给你。”于是叫左右把自己的珊瑚树全部取来,其中“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采溢目者六七枚”,像王恺那样的就更多了。王恺终于“惘然自失”。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对比所产生的“反差”效果。它有助于渲染气氛,突出人物性格,突出题旨。应当指出的是,小说的编写者对类似石、王争豪的描写,其目的并不是揭露士族的丑闻,甚至有或多或少的欣赏态度,但毕竟在客观上为后世留下了魏晋士族思想和生活的实录。纵观历史,晋代国力并不强,国家并不强,但是那些豪门贵族在利用权势,巧取豪夺,搜刮盘剥,穷奢极侈上却表现得特别集中而充分。《晋书·石崇传》上记载了石崇与王恺更多的争豪斗富的情况,如:“恺以��澳釜(用麦芽糖水洗锅),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屏幕)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无论是史书上的记载,还是《世说新语》中的描述,我们看到的是贵族豪门的凶残和冷酷,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封建社会和政治的黑暗和腐朽。现实性是微型小说的生命力所在。《世说新语》值得鉴赏的意义也在于此。

吴丝蜀桐张高秋。推荐。爱诗词网。“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的意思,全诗,出处,解释,赏析“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是关于描写“绘景状物·音乐舞蹈·箜篌”类的诗句。在秋高气爽的季节中，李凭演奏箜篌。乐声在空山中回旋，行云也因为倾听乐声而停留不动了。诗句用夸张手法写出演奏者的高超技巧。注：箜篌(kōnghóu)，古代乐器，用拨弹之，似瑟。吴丝蜀桐，吴地所产的丝和蜀地所产的桐，二者是制乐器的良材。此处指箜篌。张，张弦演奏。高秋，秋高气爽。李贺“李凭箜篌引”“全唐诗”第4392页。繁体:“吳絲蜀桐張高秋，空山凝雲頹不流”的意思,全詩,出處,解釋,賞析“吳絲蜀桐張高秋，空山凝雲頹不流”是關於描寫“繪景狀物·音樂舞蹈·箜篌”類的詩句。在秋高氣爽的季節中，李憑演奏箜篌。樂聲在空山中回旋，行雲也因為傾聽樂聲而停留不動瞭。詩句用誇張手法寫出演奏者的高超技巧。註：箜篌(kōnghóu)，古代樂器，用撥彈之，似瑟。吳絲蜀桐，吳地所產的絲和蜀地所產的桐，二者是制樂器的良材。此處指箜篌。張，張弦演奏。高秋，秋高氣爽。李賀“李憑箜篌引”“全唐詩”第4392頁。拼音:“WuSiShuTongZhangGaoQiu，KongShanNingYunTuiBuLiu”DeYiSai,QuanShi,ChuChu,JieShi,ShangXi“WuSiShuTongZhangGaoQiu，KongShanNingYunTuiBuLiu”ShiGuanYuMiaoXie“HuiJingZhuangWu·YinLeWuDao·KongHou”LeiDeShiGou。ZaiQiuGaoQiShuangDeJiJieZhong，LiPingYanZouKongHou。LeShengZaiKongShanZhongHuiXuan，HangYunYeYinWeiQingTingLeShengErTingLiuBuDongLe。ShiGouYongKuaZhangShouFaXieChuYanZouZheDeGaoChaoJiQiao。Zhu：KongHou(kōnghóu)，GuDaiLeQi，YongBoDanZhi，ShiSe。WuSiShuTong，WuDeSuoChanDeSiHeShuDeSuoChanDeTong，ErZheShiZhiLeQiDeLiangCai。CiChuZhiKongHou。Zhang，ZhangXianYanZou。GaoQiu，QiuGaoQiShuang。LiHe“LiPingKongHouYin”“QuanTangShi”Di4392Xie。

采蒲台的苇。推荐。爱诗词网。点击进入：孙犁《采蒲台的苇》原文文章贵在出奇制胜，孙犁的《采蒲台的苇》便如此。初读它，感觉真是有点矛盾。一方面，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地方，文字质朴，明白如话;歌颂抗日军民英勇无畏的主题，也并不新鲜。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确实被打动了、感染了，要不，何以那随处都是的苇，那“倒在冰上”、“血冻结了”的“他”，宛如挺立在眼前?何以那“沙着嗓子”喊出的“没有!没有!”会轰响在耳畔?于是，我们蓦然想起了古人说过的“看似寻常最奇崛”，饶有兴趣地寻觅其艺术魅力的奥秘。“艺术就是感情”(《罗丹艺术论》)这句话，是对艺术特征的一种概括。《采蒲台的苇》在根本上，是以炽热至真的感情征服人的。写景状物，叙事写人，无不如此。苇，本是“无情物”，但经过作者感情的投射，却变得那么通人性，有人情。作者到白洋淀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到处是苇”，但他既不写苇之茂盛状，也不写苇塘之浩荡貌，却从苇与人的关系上落笔：“人们依靠苇生活”，“人和苇结合的是那么紧。人好像寄生在苇里的鸟儿，整天不停地在苇里穿来穿去”。苇，是人的养育者，又是人形影相随的好朋友，引得读者也对它充满好感、亲切感。然后，作者介绍了苇也有若干品种，“因为性质的软硬、坚固和脆弱，各有各的用途”。写的虽是苇的“性质”，我们却分明感受到与人的品质的内在联系。作者没有使用拟人的修辞手法，照样产生了赋人的色彩於苇的艺术效果，替本来并不熟悉苇的读者，减弱了陌生感。同时，四种用途的苇中，“有骨性”的正草，又为下文将出现的英雄气概作了情感上的预伏、铺垫。当写到苇的集中地时，作者便直接以拟人手法，使每一片苇塘，都染上了英雄的光辉。“敌人的炮火，曾经摧残它们，它们无数次被火烧光，人民的血液保持了它们的清白”。孙犁亲历了抗日战争，深切地理解苇与人的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关系，他在这里，饱蘸感情的浓汁写出了这种关系，也就使“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人间词话》)，使苇具有感人的力量。文章转入叙事写人时，过渡句是“最好的苇出在采蒲台”，名为写苇，实是写人了。“最好的苇”，显然指最坚强的人了。出色的白描，清楚地展示了作者的感情流程，牵动着读者的心，犹如身临其境。先是静的处理：妇女们默默地把“最后战斗流血”的危险接过去，把安全送给干部。作者几乎屏声息气地写着，敬佩的暖流在心里奔突。接着，是动的描写，主要是对话、声音。回答敌人的盘问，“他”一共只说了四句，都是否定句。十分明显，是拒绝回答。即使半边脖子被砍断，歪着头，他最后的一句，仍然是“没有”。四句回答，“简短有力”，凛然不屈，掷地有声。真的是“掷地有声”——因为紧跟着，所有的妇女都随之喊“没有!没有!”如回声般，齐心与“他”一起掩护着干部，反抗着兽行。“他”牺牲了，倒下去了，而悲壮的呼声“没有!没有!”却升腾起来，直冲云霄。作者的情感，此时已达到了沸点，他直抒胸臆，赞颂道：“这声音将永远响在苇塘附近，永远响在白洋淀人民的耳朵旁边，甚至应该一代代传给我们的子孙。”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动情的歌颂，这至诚的希望，在今天，依然感人肺腑。文章以赤诚的心，点燃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点燃了民族的心。它，是永恒的。写得集中紧凑，是文章成功的又一因素。苇，作为歌颂立意的寓托物和行文的脉胳，贯串全文，地位显赫，几乎每一自然段都有苇出现。而苇，又因为被描写成品性通人，所以，处处皆苇，便处处皆人，便处处都有英雄气息。文章的对象，集中於人与苇，而所涉及的季节，又都在冬天：“我来的早”，是冬末;英雄壮举：发生在严冬。连牺牲的“他”，也刚“从苇塘打苇回来”。有如此集中的安排，短短的篇幅方能酿出浓烈的情味。文章十分朴实简洁，惜墨如金般的。这一方面暗合了苇的特点和普通民众的朴实，另一方面，也使短兵相接的场面，不致淹没在繁复的词藻中，反而“素以为绚兮”，有其自然天生、真挚可信的风采。

蕉鹿梦。推荐。爱诗词网。典源出处《列子·周穆王》：“郑人有薪于野者，遇骇鹿，御而击之，毙之。恐人见之也，遽而藏诸隍中，覆之以蕉(qiao)，不胜其喜。俄而遗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顺涂而咏其事，傍人有闻者，用其言而取之。既归，告其室人曰：‘向薪者梦得鹿而不知其处，吾今得之，彼直真梦矣。’室人曰：‘若将是梦见薪者之得鹿邪?讵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梦真邪?’夫曰：‘吾据得鹿，何用知彼梦我梦邪?’薪者之归，不厌失鹿。其夜真梦藏之之处，又梦得之之主。爽旦，案所梦而寻得之。遂讼而争之，归之士师。士师曰：‘若初真得鹿，妄谓之梦;真梦得鹿，妄谓之实。彼真取若鹿，而与若争鹿。室人又谓梦仞(一作认)人鹿，无人得鹿。今据有此鹿，请二分之。’以闻郑君。郑君曰：‘嘻!士师将复梦分人鹿乎?’访之国相，国相曰：‘梦与不梦，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觉梦，唯黄帝孔丘。今亡黄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师之言可也。’”释义用法郑国有个打柴的人，途遇惊鹿，将它打死后藏在坑中，又盖上柴草。自己以后又忘记，以为是做梦，道上讲给别人听。有人听到了，根据他讲的寻到死鹿弄回家中。打柴人夜里又梦见藏鹿之处，及取鹿之人，第二天早晨寻到此人，二人争鹿，至士师(法官)处诉讼，士师认为梦之真伪难辨，将鹿给二人分开。郑国国君闻知此事，问国相，国相也以为难辨真伪，按士师的办法也就算了。后以此典形容真伪杂陈，迷离虚幻，得失无常。用典形式【梦鹿】宋·黄庭坚：“梦鹿分真鹿，无鸡应木鸡。”清·吴檠：“梦鹿忘覆蕉，伺兔笑守株。”【得鹿】宋·苏轼：“不如同异两俱冥，得鹿亡羊等嬉戏。”宋·陆游：“世事本来谁得鹿?人生何处不亡羊?”【鹿梦】宋·辛弃疾：“有鹿从渠求鹿梦，非鱼定未知鱼乐。”【蕉梦】宋·张炎：“向一丘一壑，留恋年光。又何心逐鹿，蕉梦正钱唐。”【蕉鹿】宋·陆游：“灵府长优闲，蕉鹿乌能感。”清·丘逢甲：“荣枯谢槐蚁，得失泯蕉鹿。”【分鹿梦】宋·黄庭坚：“分鹿谁觉梦，亡羊路南北。”【梦蕉鹿】清·缪慧远：“苍茫梦里询蕉鹿，浮拍池中把酒螯。”【鹿蕉讼】明·汤显祖：“虎槛豁已除，鹿蕉讼希有。”【鹿覆蕉】宋·苏轼：“梦觉真同鹿覆蕉，相君脱屣自参寥。”【蕉中梦】清·钱谦益：“世事蕉中梦，人情李下蹊。”【蕉中鹿】宋·王安石：“弃置蕉中鹿，驱除屋上乌。”宋·张孝祥：“思归梦，天边鹄。游宦事，蕉中鹿。”【蕉中覆】宋·张炎：“蕉中覆处应无鹿，汉上重来不见花。”【蕉边梦】清·王夫之：“蕉边梦亦争秦鹿，槐下魂犹嗾晋獒。”【蕉鹿梦】宋·辛弃疾：“笑年来，蕉鹿梦，画蛇杯。”清·侯铨：“得失已空蕉鹿梦，浮沉聊结鹭鸥盟。”【蕉隍讼】清·钱谦益：“莫辨蕉隍讼，何因鼠穴车。”【藏蕉梦】清·黄遵宪：“少眠易醒藏蕉梦，多难仍逢剪韭时。”【士师分鹿】宋·陆游：“士师分鹿真是梦，塞翁失马犹为福。”【分鹿覆蕉】清·钱谦益：“且将分鹿付覆蕉，莫以亡羊笑博簺。”【寻蕉覆鹿】宋·张炎：“任蹴踏芳尘，寻蕉覆鹿，自笑无能。”【梦中案鹿】清·钱谦益：“壁上画龙成底事，梦中案鹿竟谁冤。”【梦中蕉鹿】清·黄景仁：“叹名场已醒，梦中蕉鹿，酒徒难觅，市上荆高。”【梦里士师】清·钱谦益：“梦里士师多讼狱，醉中国士少崩骞。”【惊心蕉鹿】清·汪文桂：“惊心蕉鹿追宵梦，款语沧桑坐石矶。”【覆鹿蕉讼】清·钱谦益：“覆鹿蕉讼无荣辱，芥羽鸡场有是非。”